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我还是个正在上学的女孩时，我和父亲主要的共同兴趣也许是对政治公众事务方面的知识的渴望了。我想，那时我们家的消息要比其他家庭更灵通一些吧。我们每天都阅读《每日电讯报》，每周都阅读卫理公会的《循道纪录报》、《画报》、《约翰·奥伦敦周刊》。小时候我们还订阅《儿童报》，有时我们也看看《泰晤士报》。
后来有一天，父亲买回了我们家的第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是飞利浦牌的。现在，有时在不太起眼的旧货商店里还能看到这种收音机。我知道父亲买收音机的打算，我非常激动，几乎是一路小跑地从学校回到家里。它没有让我失望，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新闻了，而我们生活中的话题就不再仅仅是扶轮社、教堂和我们的商店了。而且也不单纯是新闻，在战争期间，在每个星期日的九点钟新闻之后，还有一个“播后结束语”栏目。这是一个短小的紧跟时事的专题谈话节目，经常由Ｊ·Ｂ·普利斯特利主讲，他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才能，能够把左翼的观点阐述得非常严谨而又切合实际，听起来像是北部的朴素哲理。有时也会让一个名叫昆廷·雷诺兹的美国记者来主持，他在节目中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个成员的名字来称呼希特勒，称他为“席克尔格鲁贝先生”。还有一个时间长达一小时的名叫“可靠的专家”的节目，由四位知识分子来讨论当前的时事，其中最有名的是Ｃ·Ｅ·Ｍ·乔德教授，他在回答任何问题时总是先说“这完全取决于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星期五晚上还有由诺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系列评论节目，名字叫做“邂逅”。我喜欢喜剧“又是他”以及剧中出现的用于政治宣传的标语，这些标语现在还在使用。我还喜欢剧中的人物，如悲伤的女佣人“莫娜·洛特”以及她的口头禅：“我还不错，能够维持生计，真是让我高兴。”
无线电广播对重大事件的报道空前地迅速，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广播让那么多的家庭能够及时地了解时事。记得１９３９年过圣诞节时，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机旁一边吃着圣诞晚餐，一边收听国王的圣诞祝词。我们知道他在努力克服口吃的毛病，而且我们知道那是现场广播。我当时想，他在讲话时一定痛苦极了，还不能享受自己的圣诞晚餐，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发表广播讲话。我记得他用缓慢的语调吟诵下面这些名言：
我对站在新年大门前的那个人说：“给我一盏灯，让我能够安全地走进未知的世界。”
他回答说：“跨出去，走到黑暗中去，把你的手放到上帝手中去吧，这样比点灯还要好，比走你熟悉的路还要安全。”
大战爆发时我已经快满十四岁了。年龄增长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所以那时已经能理解这场战争的背景了，而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我也密切地关注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三十年代政界的情况，我的了解并不太深入，但是一些特定的事情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在大萧条的那几年——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由于错误的货币政策而导致的经济大灾难——与周围的农业区相比，格兰瑟姆镇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与北部那些依赖重工业的城镇相比当然就更小了。镇上大多数工厂并没有停工——最大的工厂是拉斯顿和霍恩斯比工厂，生产机车和蒸汽机。我们镇甚至还吸引到了新的投资，这其中也有我父亲的一部分功劳：埃夫林－巴福德在镇上建了一个工厂生产压路机和拖拉机。我们家的生意也很稳定，因为人们总是要吃饭的，而我们的店也经营得很好。镇上真正的差别出现在那些能够按月领取薪金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白领”雇员，和那些不能按月取得工资的人之间。后者的生活极不稳定，因为那时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在上学的路上我要经过镇上的劳务市场，那里总是排着长长的队，都是找工作或者请求救济的人。幸运的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失业的，当然，我们认识的人里面肯定有人失业。我们还知道——我也从来都没有忘记——那些失业家庭的孩子们的衣着仍然是那么的整洁，是他们的父母下决心为他们做出必要的牺牲的。即使是在东米德兰地区那些最穷困的城镇里，人们也有着很强的自力更生和独立生活的精神。他们也并没有被社会抛弃，因为其他人在默默地捐献出他们能够捐献的东西，格兰瑟姆全镇人并没有分化，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更加认识到，格兰瑟姆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冲突。即使是在大萧条的那几年，也有许多东西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君主政体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并且，与许多家庭一样，我们家也为大英帝国感到非常骄傲。我们认为，是大英帝国给其他那么多的土地带去了法律、良好的管理和秩序，否则那里的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国家和大陆，我曾经抱有非常浪漫的幻想，幻想我们英国人能够给他们带去什么样的好处。还在童年的时候，我就怀着好奇心去听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讲他在中美洲的故事。他说他在中美洲遇到一个非常落后的部落，他们一直没有文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他到那里之后才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我还认真地考虑过要去印度当个文官，因为在我看来，印度帝国代表了英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当时对在英国当文官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当我与父亲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说到我真的准备加入印度的文官队伍时，它也许就不复存在了。后来的事实表明，父亲的话真是太有预见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