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
关于这场争执的来由和焦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着至今为止最为详尽、权威的回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141、139页。
胡乔木还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争论的焦点竟然是怎么运盐！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不以为然。
然而，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
“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4、5页。
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老还写出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
“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页。
我们没有找到高岗与林、谢二老直接争论的具体材料，但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双方肯定会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一方是年高德劭、威望崇高的老字辈，另一位是代表一方、且得到毛泽东器重的“坐地炮”。要想解决二者的矛盾，并且是事关边区财经政策的大分歧，看来也只有请出毛泽东了。
因此，这一期间，“毛主席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1页。。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还与二人数次长谈。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24日下午，谢觉哉到毛泽东住处来访，二人长谈至深夜。26日上午，谢老致信毛泽东并附上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夜，毛泽东就来到谢老的住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7月31日，毛泽东在给林、谢二老的信中写道：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经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的更大。”
毛泽东在信中还建议二老：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
上述内容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5页，但这封信的下面一段话《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第139页却予以完整的引用，现转抄如下：
引用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
毛泽东是化解矛盾的大师，更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鼻祖。为了说服林、谢二老克服片面性，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团结，8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说：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两封信，胡乔木评论说：
毛主席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一。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9页。
虽然“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5、140页。，但毛泽东并未放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指示高岗等要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8月8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一份从安塞来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即致信高岗和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并附上了谢觉哉的信和报告，要求：
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②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高岗对陕甘宁边区的乡土民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边区的经济工作也比较熟悉。他在1940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的同时，就兼任了中央局下设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亲自主管财经工作。接毛泽东的信后，高岗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调查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虽然我们没有高岗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材料，但从高岗在10月14日召开的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就运盐检查问题作的报告来看，他对运盐工作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
在这份报告中，高岗首先论述了“官督民运”的必要性，然后分别总结了各县运盐工作的状况，表扬了靖边、志丹、陇东、安塞、延长等地在运盐工作中的不同特点，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如安定有一乡长与支书，有驴不去驮，引起群众反对，也效尤不去，不但不自认不对，还骂上级，这是顶坏的一个，要给以适当的处分。
报告认为，当前运盐工作有三大缺点：
一是事前准备不充分，二是行动当中有缺点，三是执行命令精神差。而“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本”。
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的工作确实是比较繁忙的。但高岗干工作确实有一抓到底的作风，往往直接处理基层工作中的一些很微小的问题。1941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了高岗答复延安县干部关于运盐工作的一些疑问，以此作为各地运盐干部的工作参考。我们从这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中，可见高岗工作作风之一斑。
问：动员大批人和牲口去运盐，家里草没人锄，地不能翻耕，荞麦、春麦、菜都种不下，那就误了农时，误了大事，怎么办？
答：我先说锄草。头次（最难除的一次）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次，比较容易。我们要有组织地来补充新的劳动力。
强壮妇女可以锄草。延安壮年妇女一万以上，除去妊妇三分之一，带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强力壮的总还有两千个，可以动员组织她们上山。这时候我们同志的家属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动，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传鼓励，妇联会也努力加油，不会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会也应努力动员一下，青年应该成为锄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点轻松的事。
还有难民，他们除照顾自己的庄稼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可以组织扎工队到各家锄草。许多难民借了附近老户的粮，用自己的力去还清借粮岂不两得其利。
照计算延安一县动员六千牲口去运盐，不过抽动二千个壮丁去赶牲口，如果有方法把妇女、青年、老人、难民都组织起来，保证能够抵得上两千个壮丁吧，锄草是决不会耽误的。
再说耕麦地，这就首先要把麦地到底有多少垧数，所要留的每条牛力到底有多大，计算得完全切实，要对老百姓说明白，是为的最恰当地解决牲口，把必需要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误了运盐，留少了耽误了种麦。则尽量把所有强壮有力的牛上路运盐，母牛、比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够才留下少数壮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组织，互相调剂，彼此照顾运盐，彼此照顾翻地，彼此照顾锄草，要双方都顾及到，不但运盐计划要完成，而且庄稼也必须锄好，绝不能因运盐耽误了庄稼。我们的老百姓如此地团结一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问：运盐路费太贵，赚不了钱，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办？
答：运盐贴本，这个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长得迟，不能放场；路上自己不带吃粮，用费本高等等。
现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算要险上边有一二站路没有草，现在麦割了，所以装两袋麦穗、一点麦麸带去。还不放心，再做些准备，往上走时带点草，到一个地方留下来，记下账，存在那里，牲口回来时吃，也就解决了。
至于人的粮食，在家时也不是一样要吃？一个人带八升粮米，午饭锅，自己做着吃，也不会比家里吃用贵多少。
一乡一区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赶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栈，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来做好饭，等得牲口队到了，松下驮子，牲口放青，人吃饭，老实一点用钱，路费决不会很大。
每人赶三个牲口，自带粮食都算钱，也不过花费百元左右，三驮盐起码卖上四百元，运盐是有钱赚的，赔本是例外。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316—318页。
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矛盾的方针也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盐。“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至此，一场由“盐”引发的争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由盐引发的争论虽然结束了，但陕甘宁边区党政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加强。1942年9月，为了进一步协调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派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李维汉同志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弥补林、谢二老在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李维汉临行前，毛泽东找他长谈。毛泽东说：
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499页。
从后来的实践看，李维汉的到来加强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政府与中央局的团结。陕甘宁边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各根据地中，确实起到了“首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