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希望以和平方式结束清朝统治。杨度随同唐绍仪到达上海的前一天，革命派的报纸《民立报》刊登题为《告唐绍仪》的社论，期待通过唐绍仪说服袁世凯，迫使皇帝退位，排除建立民国的障碍。上海商界共和团致书唐绍仪说：您奉朝廷之命来上海议和，成，则共享升平，不成，则兵连祸结，公之责任，可谓重矣！香港《华字日报》透露消息：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无论何项条件，都可以让步……
1911年12月18日下午，唐绍仪和伍廷芳来到谈判地点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从这一天到12月31日，双方在这里进行了5次谈判。正如唐绍仪那句玩笑所透露的，他们这里面对媒体的谈判，是可以“公开”的部分。有关政权更迭的实质性会谈，则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和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微笑着点头说：“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百川归海，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过，为国为民着想，还是不动干戈为上策。”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带奏朝廷：
……查民军宗旨，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举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携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这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这些话虚虚实实，充满着对清廷的虚声恫吓。但这也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在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妥协了，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
当然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会谈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很多问题双方都不愿妥协。
杨度在和谈的间隙，一个人随意在街上逛着，看到沿街的房子，楼上东一面西一面挂着各色五彩旗，还有各种标语贴在沿街店铺间，有拥护共和，还有反清复明，还有天下为公……什么口号都有。满街走的男人大都剪了头发，散乱在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