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5)

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槟,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平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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