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访谈录(2)

记者:

但您在继续参与对中国的经济计量学进行指导?

克莱因:

是的。自80年代起(那年在北京开了个研讨会),我们白手起家去搞这方面的工作。说起来还应追述到1979年,那年我率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中科院,团员中还有劳(音译)教授,他搞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初级模型。劳教授就这个模型的结构向中科院的同行做了演讲。时至1980年,我们就不断在中科院进行讲学。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收集到数据,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还有解决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模型的建立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五年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中国的模型。这个模型准确地显示了中国的增长轨迹,还能显示中国的收支问题、通胀程度,以及其他的有关机密的资料。所以与中国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记者:

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计量模型现状的?

克莱因:

中国是几家联合搞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还有些记不清名字的单位,他们搞的模型相当不错。他们做试验的范围是10~15年的预测,而在国外,人家已搞到30~40年的预测。总的来说,中国应改革它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要让学生们懂得重视和了解世界经济信息、世界经济联系、世界经济文献,并学会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从而搞出模型来。依我看,只要在这方面锲而不舍,定能取得成功。另外,现代的经济计量学的新趋势是搞“重点时间序列分析”(Emphasized Time Series Analysis)。依我看,中国还未成熟到可以搞这种东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数据库还不够详尽。要真的搞这样的东西,你就需要有30~40年的每天、每周、每月的数据档案,只有这样你才能搞这种“时间序列分析”。不管怎样,中国的输入/输出信息数据库搞得不错,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她这方面的成绩就尤为值得骄傲。另外,我很强调把每个预算、收入和支出以及社会因素等等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这种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现时还没有办法搞这样的东西。也许在未来的5~10年时间内,通过国家统计局以及其他单位的努力,可以使收集原始数据达到足够的程度。这样,中国或许就可以开始“时间序列分析”的工作了。在美国,我们现时在搞更新的东西,就是在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办法把“时间序列分析”与所谓的“主流经济模型”(Main Stream Economic Model)结合在一起。当然中国会很快就步美国的后尘,也搞这方面的东西。现在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都在搞同样的东西。能够搞这些的国家通常都拥有“高频率数据库”(High Frequency Date Basis),从而使得“时间序列分析”与标准模型的结合成为可能。

记者:

依您的观点,在未来的20年,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向会是怎样的?它们会更强调理论模型试验?抑或更强调模型的实践性?

克莱因:

我认为今后的方向会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理论模型的研究,也有模型实践方法的研究。就中国而言,她曾在“概率理论”(Probability Theory)方面,还有数学方面以及其他科学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幸的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直至1978年,这段不幸才结束。我们还是回头谈谈经济计量学的问题。在这几十年里,你可以发现许多有才华的人都愿意搞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工作。当然,这种情形还未在中国出现,但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也会如此。另外,就理论来讲,只要随着数据库的不断扩大,将肯定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实际应用。深一步来说,我认为搞一些试验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测试一下人们的“储蓄偏好”(Saving Propensity)和“投资偏好”,因为这些数据对预测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很有参考价值,所以,它们是很值得搞的。现时,中国被认为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当然,东亚的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某个意义上,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东亚奇迹”。另外一件需要做的有趣事情就是去比较中国经济的参数(Parameters),还有韩国的、日本的、泰国的等等。还可以比较一下印度的,因为不知为何它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东亚大多数国家增长快。所以,对有兴趣的科学家来说,上述情况的出现会是源于许多的可能性。

记者:

我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想知道,您是怎么认为未来二十年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前缘、题目等大致的情形的呢?

克莱因:

我认为经济方面的技术,如输入/输出的综合技术、社会会计体系技术等都是很重要的。现时,中国参与了SNA,它搞的是EDP、国民收入以及其他的有关东西的模型建立。上述的模型建立工作已经完成,状态十分良好,若把输入/输出系统结合进去,社会就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具。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良好的数据库再加上高频率信息,就能搞出“时间序列的分析”。另外要注意的是,中国比其他国家要涉及到更多的国内区域协调问题。要搞好研究工作,就要与各地区,比如各省搞好信息的衔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些领域也很重要,如家庭行为的微观经济研究、生产率或成本效率的微观经济研究等等,它们都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知识范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做,如玛丽·安鲁教授和我在菲律宾搞了一些试点的研究。我们研究的题目是与人口学科目收入分配有关的。我认为中国应进行深层次的人口学研究,并且直接把这些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搞出两者结合的社会模型,同时也搞出区域性(省际)社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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