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一眼表，差不多是纽约时间凌晨4点30分，刺骨的寒冷。我把我那不够暖和的夹克裹紧一些，然后开始查看楼门口那一排按钮，找到了“A·马埃斯特罗”。按了蜂鸣器后，我等啊……等啊……等啊……
无人应答。
我确信，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安娜贝尔已经乘机前往洛杉矶。
该死的马埃斯特罗和他愚蠢的指示！这个时候我本该是在我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而不是站在一栋紧闭的SoHo楼前冻得要死。
正当我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从楼里走了出来，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身上穿着长长的黄褐色军大衣，脖子上围着带条纹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杰克·吉伦希尔在照相时总戴的那种毛线编织帽。
我是那么冷，真想一把从他头上扯过那顶帽子。没有人告诉我纽约的冬天很冷，要做好防寒准备，而我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时宜。
“劳驾，”我单刀直入，“您认识一个叫安娜贝尔·马埃斯特罗的人吗？”
“谁？”他停住了脚步，问道。
“安娜贝尔·马埃斯特罗，”我用手指着那排门铃按钮，说道，“她住在这儿。”
“噢，”他皱了皱眉头，说道，“你说的一定是住在顶楼的那个红发女孩吧。去年倒是见过她几次。她不常回来。”
“我还以为她住在这呢。”
“没有。我听说她有个男友住在住宅区，我想她和他住在一起吧。”
“那您知道具体位置吗？”我问道。我两手相搓，希望能够产生点儿急需的热量。
“对不起，帮不了你。”他说完，迈着阔步精神勃勃地沿街而去。
在楼门关闭之前，我侧身闪了进去。至少在门廊里要暖和些，而且我可以琢磨一下下一步该干什么。
我站在一排信箱旁，快速地查看着“A·马埃斯特罗”的信箱里都有什么。穿军大衣的那个人说得对，安娜贝尔显然在这住的时候不多，因为她的信箱满得都溢出来了。既然信箱没锁，我便粗略地翻看着里面的内容，看看是否能找到写有她男友名字的信件。
除了宣传品、账单和Vogue、InStyle、Harpers等几本订阅的杂志以外，没什么我要的东西。没错儿，这肯定是安娜贝尔的信箱。可再往下看，就在这一堆邮件的最底下，我猛然发现了一本Rolling Stone杂志，写的是安娜贝尔的地址，收件人是弗兰基·罗马诺。太好了！这人一定是她男友。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决定给拉尔夫·马埃斯特罗——那位“友善”先生——打个电话。
很自然，一位言语傲慢的助手告诉我说马埃斯特罗先生此时不接电话。于是我向这位女助手保证事情非常重要，事关他的女儿，她刻薄地回了一句——“无一例外”，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真够“友善”的。
接下来我给菲利克斯打了电话，跟他讲了我了解到的情况。
“就在附近等着！”菲利克斯说道，“我来查明她的下落，再给你打过去。”
哈！在附近等着！他显然没想到，纽约的天气在零度以下。
我不情愿地离开了这栋楼房，吃力地沿着街区走了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一个低档的小咖啡店。我说它低档，意思是说它不那么干净，不像星巴克或咖啡豆那样装饰着耀眼的灯光。这个地方很有特色，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坐着那位穿着军大衣的男子，他正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笔记本上打着字。
“嗨。”我打了声招呼，向前台走去。
他几乎没有抬头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