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怀

林太乙回忆,1938年,林语堂总共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亲戚花去一万二千美元。林语堂对中国货币有信心,1939年初,他用一万六千美金兑换了十万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又用两万三千美金兑换十三万银元,分别存七年、十年、十四年,预备每个女儿22岁时,都可以领得十万银元。谁知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林语堂的几万美金变成废纸。

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孤儿院看孤儿们的歌舞表演,其中一位会跳舞又会弹钢琴的12岁女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即认养了这个叫金玉华的小女孩,并于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将她带到美国。但因为金玉华哥哥及廖翠凤的反对,他未能收养金,只能任她回国。为此,林语堂伤心不已。

1947年,林语堂终于将“明快”中文打字机研发成功,他因此花去十几万美元。然而,由于打印机造价昂贵,且中国正进行内战,没有一个商人愿意生产。林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偿还债务。此时,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就在准备离美时,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要求他缴清历年欠缴的个人所得税3万多美元,否则不能离境。幸好好友借给他一笔钱,再加上及时收到的《苏东坡传》的版税,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954年,林语堂应新加坡华侨的邀请,出任筹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林语堂带着次女林太乙夫妇协助其办校,雄心勃勃。但到新加坡不久,林就发现学校的工程并?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而且,经费严重不足,发起人、橡胶业巨富陈六使承诺认捐的170万美元变成了40万美元,其他人则不愿支付认捐的款项。接着,有小报造谣说林是美国特务,浪费大学的钱,甚至说他英文蹩脚。林收到匿名信,声称他不辞职就要他的命。林家只能从为校长提供的独立住所搬进了公寓,林太乙告诉幼儿园的老师,除非她亲自去接女儿,不能让孩子跟其他人走,廖翠凤吓得精神差点崩溃。英国政府只能派一名便衣保镖跟着林语堂。接着,董事会拒绝林参加会议,并对林经费的使用提出质疑,甚至要求他开列准备购买的九万本图书的书名和作者清单。林对此忍无可忍,一周后与随其而来的11名教职员提出辞职,离开了新加坡。

黎东方回忆,他和林庆年奔走几天,促使林语堂与新加坡华侨会主席陈六使坐下将事情谈开来。不料,刚开始谈话,林语堂便用一连串的“我问你”,将陈吓得由客厅退至厨房,从厨房由后门悄悄溜走了。黎说,这是林语堂的“真”,这种真是人格上的成功,但从事业上来说又当别论。

由于报纸歪曲事实,林语堂对新加坡的报纸耿耿于怀,尤其是《南洋商报》。林离开新加坡时,《南洋商报》的采访主任余敬豪在机场采访他,林问余是哪家报社的,听余回答是《南洋商报》,他顿时怒火中烧,双方紧握成拳,在余面前挥舞着喊道:“好!《南洋商报》,看这个!”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回到国内参加抗战,与军医汪熙凯相识相恋。抗战胜利后,二人准备结婚。不料,就在订婚的前一天,林如斯与一个美国同学的哥哥狄克私奔。当时,林家已经广发请柬,请亲友来参加长女的订婚宴,林颇为难堪。狄克是一个广告公司老板的儿子,初中便被学校开除,没有工作,长相平凡,但颇有口才。林语堂认为狄克靠不住,很为女儿担忧。果然,日后林如斯生活极不安定,常常迁居。1955年,林如斯与狄克离婚,两年后,生病入院。据林太乙回忆,这种病大概是官能性的毛病,由于脑部构造损坏所致。此后,林如斯“徘徊在接受现实与脱离现实之间”,好的时候便去工作,坏的时候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林语堂夫妇如何劝解都无济于事。后来,年迈的林语堂夫妇只能让女儿住在身边,便于照顾。1971年,林如斯投环自尽,林语堂伤心不已,五年后,他亦撒手人寰。林太乙说:“姐姐掏去了他的心灵。”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在宋庆龄的住宅与史沫特莱、蔡元培、鲁迅、宋庆龄、伊罗生、林语堂合影。这张照片多次刊于报端,但林语堂与伊罗生都被抹去了。直到宋庆龄去世,新华社重新发布这张照片时,才恢复了照片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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