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直

林父富有正义感。一次,他遇到一个税吏向一个卖柴的穷人收取高额的税便上前干涉,与税吏发生争执,二人恶语相向,几乎打起来,最后林父说要告到县里去,税吏才被迫?低税款。林语堂受父亲的影响,亦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干(J?E?Springarn)派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正好相反,一次,林语堂为施氏辩护,与老师白璧德争论起来。廖翠凤听说后,非常担心,皱着眉头对林说:“啊唷,小心点唷!”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

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弹药”。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说,如果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林憎恨小政客,他说:“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有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受过胡适的资助。后来胡适任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会长,撰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权同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将他开除出会。

晚年,林语堂选择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定居,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宋美龄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写文章赞誉林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不愿入仕途,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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