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邻一心想儿子回国来有所作为，儿子干的是实业，当时正提实业救国，德邻希望儿子能以实业振兴中国。谁知幼邻无意在国内做事。他说：“外面传说很多，说中国官吏不少贪污腐化，玩弄职权，贿赂成风。我如果回来做官，岂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有损人格的事，我决不干。”他父亲说：“我不是要你去做官，是要你到实际去观察一下，哪些地方有弊病，求得解决的办法。我现在身居要职，要你为国家做点事也不能，怎么说服他人呢？”幼邻见父亲说得恳切，遂答应先在上海某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工作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再说。
谁知幼邻不去工作犹好，一去倒促使他提前离开中国。
据幼邻说，所谓工作，不过是坐坐办公室，有些职员坐着只管抽烟、喝茶、看报纸、闲聊天。虽也有一些例行公文，但多数人无实事可干，上班等下班；有些则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坐了两个月，觉得无意义，看清当时中国政府机关确实人浮于事，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个人能力不能挽救得来，决意辞职不干。他父亲亦有同感，遂再不勉强。
幼邻返国前，早在纽约与友人合作筹办一电器公司。因他父亲叫他带珍妮携孙女回国团聚，故将该公司交托友人代理。一年多的时间，公司业务大有进展，生产日光灯部件，畅销香港市场，电促幼邻到任香港经理。
一则幼邻不惯于无所事事，二则珍妮在上海久居厌倦，三则玛茜已属入学年龄，必须到香港就读，打好英语基础。因此不顾他父亲挽留，决定到香港经营电器业。后来这工厂的电器部件，不但畅销香港及东南亚市场，在纽约也销路甚广。
于是我们决计一起到香港定居。幼邻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与珍妮携三个女儿同行，我在他们动身之前先回桂林，等把财产家务料理清楚，然后幼邻再回桂林接我。
我回桂林正好又和琼英同行。回到桂林，时值数九寒冬，北风呼啸，在上海室内温暖如春，乍一回来，颇感不便。在桂林小事休息，遂即回老家浪头处理家事，打算春暖后幼邻回来接我。
我的女仆田嫂在乡下得知我回到头，立即跑来，哭跪在地，喊起冤来：“大夫人呀，你走难那时不带我去，打发我回头管谷子，谁知鬼子入村，不知哪些没良心的把谷子偷了一大半，还栽赃说是我偷回外家。七大人（我大伯）把我关起来，足足半年才查得清楚。虽说放了出来，但是名声已经不好，今后怎么做人，求大夫人做主啊！”
我看田嫂哭得可怜，想起她跟我多年，为人并不贪心，我的金器随手放在梳妆台上，从不有失，钞票、银元都放心交给她，如果她不老实，早从我身上做起。我本来就相信她的，此时见她恓惶，更勾起一片恻隐之心，便安慰她说：“还跪着做什么，我不怪你，这回我去香港跟少爷，带你同六五一起去。你回外家收拾收拾，先同我上桂林。七大人那边，我同他讲就是。”
田嫂千恩万谢。之后，她便仍然在我身边，直到我去古巴，她留在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