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成功，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积极地促成了其他几项立法变革。几个州实行的“蓝天法案”禁止投资信托公司投资购买成立时间少于3~5年，或几年没有发放股利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既然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情况比较特殊，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本金必须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因此公司的创始人感觉有必要去游说4个州修改其监管法令，其中包括俄亥俄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其他几位著名的实业家和律师成功完成了任务，劝说这几个州放松了监管法令。
很多著名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成立。所有的报道都重点介绍了该公司豪华的管理团队阵容及其具有重大开拓性的历史使命。《波士顿环球报》报道的大标题是“由极其罕见的管理团队管理的风险投资企业”，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这家公司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肯定不是因为它缺乏有管理才能的人才。”在解释公司的成立宗旨时，各位创始人显得非常真诚，事先公开承认公司的财务管理已经考虑到了部分项目失败的风险。“尽管不可能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成功，”弗兰德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称，“公司的管理者对战争期间开发出来的大量新技术十分熟悉和了解，大家一致认为未来肯定会有足够多的项目能获得利润，因此整体的投资活动在财务上会比较成功，同时也能给国家创造毫无疑义的社会资产。”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企业主义发展的分水岭。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最终它为企业经济的茁壮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富饶的土壤。究其本质，战争鼓励人们冒险，这场特殊的战争证明了冒险开发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合成橡胶产业的快速发展证明将新技术投入实践能够产生令人惊叹的结果。此外，战争还改变了资本市场。战时开发的新技术“让很多个人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愿意在战争期间的投资项目上冒更大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盟军的胜利把大萧条对美国人民造成的最后一丝心理伤害全部抹去了，给美国民主注入了更多的自信心，鼓励人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勇敢实践，当然也包括商业领域。
战争还促使美国社会发生了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根本性变化：《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几百万美国人上了大学，把下一代教育培养成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受战争的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1938年，纯理论科学的研究经费总额不超过4 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于行业的资助。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美国政府把大学和基金会纳入到军队科研的庞大网络内。到了1943年，光是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一年就与大学签订了总金额为9 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陆军和海军签订的科研合同总金额也在几千万美元以上。正是这些来自于国防部门的科研合同给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