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Becker,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对罪与罚进行了经济分析。他认为，犯罪行为是罪犯对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体现为被抓获的概率和刑罚的严重度)进行评估之后的结果。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社会防止犯罪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芝加哥的另一位经济学新秀列维特(Steven D．Levitt, 2003年克拉克奖得主)对黑社会组织的研究也是很好的例子。黑社会组织与公司组织一样，只有顶层的“大哥”才有巨大的收益；在组织底层的小弟收入非常的微薄，而且经常面临仆街的危险；即使是黑帮的中层头目，也收入不多。那么，一些青年为什么还要加入这种收入低、风险大的组织呢？岂不是很不理性？列维特通过黑帮的财务记录发现，这些人从事黑社会往往是生活所迫，因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所以寄希望于在黑社会组织中得到晋升黑社会中的晋升①（黑社会中的晋升速度比其他的组织要快，因为黑社会成员死亡概率高，职位很快就可以空缺出来。），改变生活状态。
当然，犯罪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过，我们这里不打算岔开题目去讨论社会本身的问题对犯罪行为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要怎样去改造这个社会(诚然，建设更和谐的社会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此我们只是用这些例子来说明，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即使像犯罪这样的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一旦了解到个体面临的行为约束条件，就会发现它们原来也常常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银行为什么不提升安全保障
大多数人，尤其是没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他们常常会看见一个行为所带来的好处，却很少细细去琢磨该行为所面临的成本约束，因而也常常误以为该行为是不理性的。《华尔街日报》曾刊文称转引自哈伯德和奥布赖恩(2007)。，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不能理解如下现象：为什么在抢劫案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银行不采取措施提升安全保障。FBI官员建议银行在大门外布置全副武装的保安，并且建议营业窗口装上有“劫匪克星”之称的防弹塑料板。但令FBI官员吃惊的是，没有几家银行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文章指出，安装防弹玻璃板的成本是1万～2万美元，雇用一个训练有素的保安年薪和福利为5万美元；而一次银行抢劫的平均损失仅为1200美元。换句话说，银行并非不理性，而是按照FBI建议去提升安全保障的机会成本太高了。
农民拒绝新技术是愚昧和不理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农民拒绝新技术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拒绝新技术主要是由于他们比较愚昧、懒惰、思想保守。但是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1902—1998，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认为，农民们绝对不愚蠢、懒惰。众所周知，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水土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因此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的农业新技术并不能确保在另一个地方能够成功。换句话说，新技术具有较大的生产风险。面对严峻生存压力的农民家庭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常常无法承受这种风险；加之传统农业中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落后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不完善，农业生产生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若坚持使用原有的技术，至少可以保障安全和生存的需要，而采用新技术，虽有大丰收、发大财的机会，但一旦失败则对家庭就是灭顶之灾。因此“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大财。”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在这种情况下，行动的唯一原则就是“安全第一”，拒绝高风险的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