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后，门卫将坎黛西带到冰冷的探视间。加札利躺在角落里，胳膊抱住双腿，蜷缩着身子，瑟瑟发抖。
门卫对加札利说：“起来，坐起来说话。你要不坐起来，你的律师就必须马上离开。”加札利没有动。年轻的门卫操美国中西部口音，他看了加札利一会儿，然后放下门卫的语调说：“要不给你拿个垫子吧。等会儿。”他出去了，探视间里只剩坎黛西和加札利两个人。
坎黛西不知说什么好。
加札利冻得直咬牙。他说：“戈尔曼女士，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不好意思，我穿着橙色的衣服。”橙色连衣裤是给违反纪律的犯人穿的。他在苛责自己。
坎黛西坐下来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告诉我。”
加札利说两天前他洗澡的时候兜里有手纸。监狱规定，去洗澡的时候兜里什么都不能揣。一个警卫看到他兜里有手纸，说他违反了纪律。他们给他换上了橙色衣服，还脱掉了他的保暖内衣。三个月前，二十多名律师联名为他们争取到保暖内衣，因此脱掉加札利的保暖内衣，也算是一种惩罚。第六号拘留营里没有毯子。以前有过，但又撤掉了。
所以，加札利的病情恶化了，他的乙肝和肺结核都越来越严重。尽管监狱的医生已经确诊他有这两种病，但一直没有治疗。坎黛西已经多次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给加札利治病，可是一直没有回音。加札利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两脚撑在地上。他呻吟着：“对不起，真是不好意思。”
探视间很小，除了那张桌子，就没剩多少空间了。几分钟后，加札利咬着牙坐了起来。他说他现在经常腹痛，而且每天都要吐两三次，经常把衣服弄脏，弄脏后还得到洗手间去洗。
坎黛西问加札利还有没有别的人来审问他了。他说：“没有了。我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坎黛西看着颓废、绝望的加札利，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他之前，他一定还受了不少苦，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坎黛西开始试着想象加札利从前的样子。他刚被捕的时候、前几次受审的时候以及刚开始遭到羞辱的时候，会是什么模样，会有什么反应？他们把他衣服扒光让他学狗叫的时候，他失去的是什么。被关到关塔那摩之后，当他们用铁链抽打他，用死亡和鸡奸威胁他，把他绑几个小时，或者一边淫笑、一边拍照的士兵侮辱他身体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这些对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丢掉了什么？他到底忍受了多少屈辱？他们谈了两个小时。
加札利说他收到一封哥哥的来信，他哥哥在利比亚。坎黛西一直在找他，但一直没找着。也不知道他哥哥是怎么找到他的，可能是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吧，国际红十字会设法每两个月探视所有被关押人员一次。加札利给坎黛西看了他哥哥的信，还有他哥哥的电话号码。
坎黛西本以为这封信会让加札利很兴奋，没想到他却很害怕，他觉得这是个骗局，认为信是伪造的。加札利请坎黛西打这个电话，核实两个情况：这个男的的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如果死了，是哪年死的。
他有气无力地说：“如果接电话的人吞吞吐吐，那就挂断。”他怀疑的态度代替了他说话的幽默和讽刺。他在阴暗、冰冷的禁闭牢房里关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彻底让他垮掉了。
再这样关几个月的话，加札利肯定就完蛋了。坎黛西从事法律事业几十年来一直相信法律，可是现在，她的信念动摇了，她觉得法律不能让加札利得到救治，至少短时间内还不能。她越来越觉得这个体制跟法律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似乎不可逾越。但她又觉得这个想法不对。比如，像凯文这样年轻有为的军官怎么会在这样一个缺乏公正的地方服役呢？美国并没有特意设立这样一个不公正的机构，至少坎黛西觉得美国不会这样做。
坎黛西说她一出去就会给加札利的哥哥打电话。她记下了加札利的症状、他的生活条件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她想，她可以把她看到的情况告诉法庭、外国政府或者她博客上的读者，尽量为他争取一些民事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