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P市场的消费者、股东和员工面临着巨大的、未曾开发的价值创造机会，这一机会潜藏于BOP市场之中。这些市场停留在“看不见”的状态已经太久了。
你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一切都这么明显，那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生呢？
占优逻辑的力量
所有人都局限于自己的社会生活过程。我们认识世界的角度被打上意识形态、经历和原有管理惯例的烙印。世界银行、提供援助的富国、慈善组织、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等关注缓解贫困问题的群体，都习惯于其自身的占优逻辑（dominant logic）。我们不妨考察每一群体在处理消除贫困这一任务时的占优逻辑。
以印度的政要和官员为例，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全世界穷人的很大一部分。在印度，居住着超过4亿被界定为非常穷的人口。自从1947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以后，印度政府在前45年的政策以一组基本假设为基础。独立后的印度从一开始就对私营部门深怀戒心。这种心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同东印度公司和殖民主义打过的交道有关，而国内私营部门的经历也乏善可陈。私营部门被认为是剥削穷人的。与这种戒心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政府开展“正确而道德”的事业的巨大信心。例如，印度政府在公共部门（由印度政府所拥有）启动了一系列大型的工业项目，遍及钢铁、食品配送乃至基本商品的全球贸易等多个行业。印度对私营部门的普遍怀疑，导致对其规模和扩张的控制。一些经济部门被留于小规模行业经营。例如在纺织行业，由小企业支配的“手织部门”得到优遇。在公共政策方面，没有支持培育以市场生态系统为基础、在一种共生关系中包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令人信服的呼声。划分界限的思路是清楚的：公共部门（主要由资本费用巨大的大企业组成，如钢铁业），由政府通过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的私营大企业部门，以及小规模部门。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分配的公平而不是财富的创造。鉴于财富差异和穷人规模，政府认为其首要任务是“均匀”财富分配。只限于高级经理人工资的税收和其他同类措施，是为了确保分配公平而制定的。围绕着农村穷人和城镇富人这些有点人为的概念，讨论更趋于两极分化。这里的假设农村人口主要是穷人，而城镇人口则相对富有。然而，有关数据越来越不支持这种区分，农村的富人很多，而城镇的穷人也不少，贫困不分城乡界限。在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简陋的小镇和贫民窟里生活。传统观点反映了官员和政要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理念。过去10年间，一种缓慢但清晰的过渡，正沿着从传统观点到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观点的方向发生。
这种急需的、令人期待的过渡正处于早期。对于个人、政治团体和官员部门来说，要放弃在超过45年的时间里形成的占优逻辑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政要和官员的立场显得犹豫不决的原因。绝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知道他们必须往何处走，但是要他们扔下信念，抛开“安逸区域”和熟谙的事物，都是不容易的。我们也相信，要让整整一代的BOP消费者放弃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是同样困难的。
我们明确地把重点放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上，而不是修建道路、大坝或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健康服务等针对穷人的项目的实施质量。看起来，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流行腐败，因此它的独特作用值得专门探讨（见第5章）。
私营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和那些仿效跨国公司的大型当地企业，也拘泥于它们自己根深蒂固的占优逻辑，从而限制了发现充满活力的BOP市场机会的能力。例如，跨国公司普遍持有表1—1列出的假设。这些假设是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和BOP市场的决策和资源配置过程的。假设含义穷人不是我们的目标顾客；他们买不起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我们的成本结构是恒定的；按照我们的成本结构，我们无法服务BOP市场。穷人没有用过在发达国家销售的产品。我们所承诺的是形式而不是功能。穷人也许需要搞卫生，但是却买不起按我们的配方制作的清洁剂。因此，BOP不存在市场。只有发达国家才赏识并偿付技术创新。BOP不需要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他们也不会为此支付。因此，BOP无法成为创新之源。对于跨国公司的长期成长和生命力而言，BOP市场并不是关键因素。BOP市场至多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副业。知识的兴奋点在发达市场；很难为BOP市场招聘经理人。我们不能安排最好的人员去从事BOP市场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