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认为，我们不该把恶归咎到少数坏苹果身上，而应该更审慎地考察发现装坏苹果的木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进化令得人人都具备作恶的能力，可只在极少数的环境下人才会作恶。在经济生活中，倘若安然的“贪婪是善”伦理是惯例而非特例，市场资本主义早就崩溃了。恰恰相反，谷歌及其“不作恶”的企业信条才是惯例。
市场要讲究道德，必须存在两个条件：（1）靠个人关系强化的内部信任；（2）靠社会制度强化的外部规则。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我们将看到信任如何通过直接的个人接触建立和巩固，又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加以强化和维系。本章我们主要介绍制度性刹车失效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恶的特质论认为，恶是负面的人性所致。恶的环境论则认为，恶是堕落环境的产物。宗教（原罪）、医学（内科病）、精神病学（精神疾病）和法律（个人责任）普遍采用恶的特质论；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则更倾向于恶的环境论，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量。两种理论其实都不算错，且相互发挥作用。从特质上来说，我们具备行恶与行善的能力，具体的行为表达则取决于环境以及我们是否选择那么做。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其经典作品《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作恶的能力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要是坏事全是阴险的恶人干出来的，那只需要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消灭掉就好了。可善恶之线贯穿着所有人的心。有谁愿意消灭自己的一半心呢？我们善与恶的双重本性源自进化过程：人类是社会性灵长动物，对内亲善，对外排斥。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必须和群体内的伙伴友好相处，这带来了同情、合作与利他等道德情操的进化——也即亲社会倾向，或善的特质。但进化压力不光创造出人类对群体内成员的归属感，还创造出了对群体外陌生人的仇恨与排斥，这导致了暴力、竞争和自私等邪恶情操的计划——也即反社会倾向，或恶的特质。
1990年，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裴度（Charles Perdue）用实验证明，我们自然地倾向于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他们参加的是语言能力测试，要学习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如xeh、yof、laj或者wuh。一组受试者看到的无意义音节是与“我们”（us、we或ours）一类的圈内词汇配对的。另一组受试者的无意义音节是与“他们”（them、they或theirs）一类的圈外词汇配对的。此外还有一个对照组的无意义音节与中性名词（他、她的或你的）配对。接着，请受试者评价这些无意义音节带给自己的愉悦感或不愉悦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然，值不值得注意，取决于你对人性的看法），无意义音节与圈内词汇配对的受试者，评出的愉悦度明显高于圈外词汇组和中性词汇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