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部族保守主义者也脱不了伪善之嫌，尤其是他们说，政府要少插手经济政策——但政府给大企业的津贴例外。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给此举安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号，“企业福利”，在石油行业、大规模农庄，还有国防承包业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许可以说，这种津贴对美国有好处，可它们必然会扭曲消费者惯常的决定。一说到对外贸易，保守主义者同样会放弃自由市场原则，转向部族主义，信奉零和意识形态：在海外生产的便宜产品，没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失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和制造业。20世纪，美国的历届执政当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扩大了政府规模，调高了所需税金。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众仍然对传统信仰念念不忘：为了让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必须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拒绝进化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常见的理由还在于，以为动物和人天性自私，经济就像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打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高举它的大旗，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人种理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教条当中。连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强化了这种他所谓的生命“角斗”观，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强、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战斗中活到第二天”。
这种生命观本来不见得会成为主流。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反驳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点。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克鲁鲍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亚蛮荒地区，他发现动物本性上其实高度社会化、协作化，他认为，这种生存适应性，在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