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东巴拉圭的游牧民族阿契人（Ache），以捕猎采集为生，由男性负责远行找食。猎取到的肉食，由整个部落所分享，打到猎物的单个猎人，并不拥有自己的战利品。然而，人类学家金姆?希尔（Kim Hill）和西拉德?卡普兰（Hillard Kaplan）发现，最出色的猎人更受女性垂青，存活的后代多，繁殖成功率高。此外，希尔和卡普兰还注意到，由于捕猎队伍的参与者流动性强、不固定，部落会用照料孩子、拔擢地位这类实际的社会奖励方式，鼓励出色的猎手远行捕猎。又因为捕猎的成功率低，分享和奖励用得最为普遍；反过来，采集活动出意外的可能性小，果实又便利可得，所以采集所得只在核心家庭内分享。同样道理，因纽特人也有一套制度。在围捕北极熊的过程中，谁的矛对熊发起了第一击，谁就能获得这头熊皮的上半身当做奖励。又由于熊皮的长毛是装饰女性靴子用的，拿到这种奖励，会让猎手得到家人的额外赞誉。男性喜欢打动女性，享有地位，获得同性的赞誉，这一心态可以为社会群体的利益所用。
如今，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零和的世界。凭借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能用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源创造越来越多的食品。可我们的大脑，依然像从前生活在零和的“中土”世界那样运转。
我们为什么拒绝自由市场经济
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说，“《国富论》与蒸汽机打破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称《国富论》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实质性议题”。
既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此深刻又确凿，为什么还是有人拒绝接受呢——就好像其他人拒绝接受进化论一样？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进化与经济——不是人发誓效忠的宗教教条，也不是需要奉为珪臬的信仰；它们是经验世界里的客观现实，正如没人会说“我信仰地心引力”，也不该有人说“我信仰市场”。拒绝接受自由市场经济学，牵涉到若干社会和心理因素。
因为人最初生活在捕猎-采集的原始社会，从数十人到几百人的小群体进化而来。在这种小群体里，人人都有亲缘关系，或是彼此熟悉。大多数资源由人们共同分享，财富积累闻所未闻，太贪心、不知足要受惩罚。是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对以庞大财富为成功标志的自由市场体制既怒又妒，并指望有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或物去惩戒、纠正那些贪婪者。不妨称之为进化平等主义。此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阶段，社会成员并不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自由地去追求个人成功。导致社会成员经济不平等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在动力或天赋上的自然差距；相反，少数酋长、国王、贵族和教士利用不平等的垄断社会制度，以民众的赤贫为代价，图谋私利。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自然会认为它来路不正，并要求自上而下地限制个人财富的积累数量。但凡有人说“他们应该做点儿什么，”这个“他们”必然指的是最有权力的社会制度——对我们而言，也就是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