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往往是由所有社会阶层中最活跃的那个阶层来完成的，这个阶层应属于中产阶级。因为相比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中，因其自身原因难以启动并发展较慢，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保守而尚古，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这一事实也说明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的，那种最新的社会形式、服装款式、审美趣味以及表达自我的流行风格总是最先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形成，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越过了他们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社会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转而重新创造另外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这里有一种“你也配姓赵”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但如上所言，在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中产阶级并未形成，占社会主体地位的是出租车司机那样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肯定没有能力成为引领社会潮流的阶层。如果没有引领时尚潮流的人物，社会时尚就会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一个发展缓慢的城市，就为传统的习俗留下充分的存在空间，而那种引人入胜的社会潮流，也就是最能带动人气的东西就会缺失。这样的社会土壤不会大量产生精英人物，即使产生了，也因水土不服，很多人会选择离开。这也成为天津人的一个话题，即很多所谓的“名人”都是天津人，但往往是在天津时还默默无闻，但一出去就成名了，或者是一出名就出去了，天津留不住自己的人才。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与天津近邻北京相比较来说，在北京，个人主义的东西比在天津更深刻多样，虽然那儿也有很多体系化的流行风格（如我的朋友尹丽川所说的以“北京侃爷”和各种“先锋艺术圈子”为标志的“精神生活”），但同时，那儿也有很多只是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时尚风格，个人主义的风采在那儿从不和流行风格有所冲突，却又总是能从流行风格中跳跃出来，十分醒目。而在天津，由于精英人物的缺失或流失，你能在这里很轻易地找到“一类人”，却很难找到“一个人”。
天津是一个文人气十足的城市。如果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文人阶层应该是一个引领社会时尚潮流的阶层。但天津的文人并没有在自己的城市潮流中充当这样的角色。现有的社会秩序已经赋予他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位置，他们不再想往前走一步以便再试图改变些什么，而是更多地选择“尚古”，从传统习俗中寻求增加他们地位的因素。其实仅仅是俗也还是挺好玩的，怕就怕俗的东西还要做雅，这就让人难受了。天津的文人有一股酸朽气，玩趣味，讲自在，弄风月。在这一点上，天津有点像西安这样的古都，住着一些“萧然于山石草木之间”的老古董，形成了一种重“名士之风”的氛围。记得有一次看天津电视台的某节目，介绍一本地书画家，习字前必得沐浴、净手、焚香，花木环绕，凝神静坐数时，搞得像修炼某种功法。还有一次电视台报道当地文艺动态，文联某领导带一伙艺术家下乡“体验生活”，到山间去走一走，到百姓家串一串，引来众人围观，如见西洋景。这一方面也可见天津传媒之肤浅无聊。有不做“雅”的，就做“大”，广大圆通，高标见妒，名流状十足。东西挂在嘴上，却不见行动，其实枯滞、琐屑，偶尔露一下峥嵘，看看形势不利，就退回书斋，想赢又怕输。在天津，没有广州那样的酒吧，没有成都那样的茶坊，没有北京那样的书店，没有上海那样的博物馆和大剧院，但这里有最清高的文人和最繁华的早点摊。
一般认为，女性是一个城市流行风尚的晴雨表，她们就像生长在一个城市的植物（男性则更像动物），决定着这个城市的四季风景。女性在社会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往往会受制于各种社会“惯例”，有意的追随平均化和一般化，但是，女性对个性化的寻求其实也是很强烈的，而时尚正好为女性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一方面时尚具有普遍的模仿性，跟随社会潮流的个体无需为自己的品味与行为负责，而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以及对个性的强调、对人性的个性化装饰。天津的年轻女性被当地人称为“大姐”，仅这一称呼就已经说明一切。天津女孩与母亲的关系最好，做什么事情会听从母亲的意见或安排；天津女孩比较本分，她们不会尝试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天津女孩恋家，考大学首选也是本地大学，这使像南开大学这样的本地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北大还高。住我家楼上的一个女孩，在高考报志愿时到我家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妻子以身说法，建议她考到外地去，开阔眼界，增长经验。她当时似乎也被我们说动了，但最后，还是报考了南开大学，并且从此以后，她母亲看我们的眼神总是怪怪的。但即便是这样，年轻女性一族仍然是这个城市里时尚人群中的风向标，更多的人正走在通向由这些年轻女性所创造的时尚生活的路上。女孩对时尚生活有一种天然的灵感，她们甚至可以不模仿任何人。
富人有富人的哲学，穷人有穷人的时尚。作为一个兼具码头文化、租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大都市，天津从来都不缺富人，但富人们从来都不曾是构成这个城市人群的主体。天津是平民化的城市，过分的平民气质使这里的人们看不起富人，“摆什么阔气，老子以前比你有钱！”这种同化的力量太大了，这使一些富人在天津人面前没有勇气露富，这也使一些在其他地方得意或失意的人物一来到天津，不是想着东山再起或衣锦还乡，而是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