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亚洲兵联主席后藤甲二等日本左翼友好人士向我国发出邀请，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乒乓王国”不派队参加，会让世乒赛黯然失色。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漏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腾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做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突然他说话了，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
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通完电话，吴旭君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便把刚才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完以后，毛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才上床躺下。
通过乒乓球队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轰动效应。国际舆论惊诧地大加欢呼：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