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纵副司令吴瑞林一直随前卫师行动（我军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凡有战斗，部队副职要下到下一级指挥所协助指挥）。两天前，五纵作为“东野”右路先头部队，从冀东三河出发，两天奔袭200多公里，打了几仗，歼敌一部，抢占了昌平、沙河。12月13日到达红山口附近一带,接到“林、罗、刘”电报,命令部队避开名胜古迹,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道,迅速“抢占丰台”。开进中，部队在红山口遭遇敌人顽强阻击。
红山口是穿插丰台的必经之路。此时的红山口作为护卫北京的西北屏障，敌人已将它与颐和园联成一体，构筑成坚固的“园林阵地”。万寿山上工事纵横，昆明湖堤上布满了火炮阵地，颐和园成了敌人的大兵营。如果死打硬拼，损害颐和园名胜古迹，无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交代（毛泽东明令：攻击北平的部队不准在故宫和颐和园的金銮宝殿上拴战马）。
敌人好像也知道我们不敢攻打颐和园,园内的敌人见到我军,打几枪就缩回去,死顶大门不出来.但红山口的敌人却给我们的穿插任务带来麻烦。如绕道而行，时间又不允许，我军几次进攻均告失利。
天上飘着小雪，吴瑞林冒着弹雨，一瘸一拐来到前卫39团指挥所（吴瑞林红军时期右腿负过重伤致残，同志们戏称吴瘸子），亲自组织部队实施强攻。团炮兵两个连顶着敌人的炮火，在驮炮马匹全部被打死的情况下，硬是人拉肩扛在前沿占领了发射阵地，以准确有力的抵近射击，配合我步兵迅速突破红山口防线，夺取了青龙桥。随后撇开颐和园，从西侧长驱直入。
部队插到田村附近天已全黑了。这时岔道上过来一支队伍,两支队伍挤在一起，使原本并不宽敞的道路一下变得拥挤起来。为了不影响前进速度,纵队命令跑步前进甩开他们。那支队也跟着跑了起来;纵队命令休息,让他们先走，他们也跟着坐下，稀稀拉拉的，坐下来还有人抽烟，根本不像我军的模样。仔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部队。
那时北平地区大军涌动,国共两军犬牙交错,加上我们五纵是新组建的部队,穿的是打下锦州后缴获的国民党服装,辽西会战就和兄弟部队闹过误会，一纵把五纵当成了国军打了。也难怪，五纵穿着一身国民党黄萝卜皮，真假难辨，不打他打谁？直到双方，吹起了冲锋号，一听号声，才知道都是自己。双方伤亡都不小。为此五纵司令万毅给东野总部发报，要求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据笔者父亲生前透露，当时东野指挥所笼罩在一片焦躁气氛中。派去封堵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两个纵队（五纵、六纵），黄永胜率六纵一路猛插猛打，为了抢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根本没工夫架设电台，已有十几个小时和总部没有了联系。林彪紧锁眉头，急得在作战室里来回转悠。刘亚楼则跳着脚大骂：放跑了敌人，一定枪毙了黄永胜！此时,万毅又不合时贻地发来电报要求休整，更使东野首长气不打一处来。林彪还说了一句颇有战场幽默的话：不怕一万，就怕万毅（一）。好在这两个纵队最后都出色完成了任务，总部也就没再追究。
这会儿，国军又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我们不动声色,突然冲锋号响,敌保安2旅500多人便当了俘虏。
部队插到北平西郊五棵松的铁家坟(现在北京京西宾馆附近)，只见一个挺大的院落,里面喊叫声、发动机的轰鸣连成一片,刺眼的车灯晃地人睁不开眼睛。只见黑乎乎的一大片汽车、装甲车向前蠕动。肯定是敌人！我军将士迅速猛扑上去，与敌人展开了混战。
前面两辆卡车车辆被击中着火，后面的装甲车拱开残车，发疯般向我军冲来，前卫班十几名战士躲闪不及，全部被撞倒、碾压牺牲。
我们的战士被激怒了，他们咆哮着向敌人扑去。愤怒的子弹向敌人倾泻，成束的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一时间枪声、爆炸声、呐喊声连成一片。经过激战，30多辆战车全部被炸瘫。经俘虏交待，此地是傅作义”剿总”的前进指挥所,他们是负责掩护傅作义撤退的后卫营，傅作义刚走十分钟，放在桌上的一盆饺子还在冒着热气。
事后，据傅作义本人讲，那天晚上，他并没走远，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天气很冷，他蜷缩在战车里,虽然裹着一件棉大衣，还是忍不住浑身筛糠，脊背上的冷汗浸透了衣衫。是为侥幸逃脱而庆幸？还是被我军的勇武所震慑？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如果活捉了傅作义，平津战役的进程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