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邵逸夫影坛得失奇录(1)

邵逸夫已过百岁高龄,大名广播四海,“90后”应该熟悉校中的“邵逸夫教学楼”,“70后”和“80后”则是看着TVB剧集长大,怀旧一族更对邵氏电影青睐有加。

邵逸夫的成就当然不仅限于电影,但邵氏家族却是中国经营电影产业最久的私有企业。邵氏兄弟四人,自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开创“天一”,后经“六合围剿”,转战东南亚及香港,分别经营戏院和电影制作,最终成就一个邵氏影视帝国,期间种种经历波折,着实难以一一尽数。

往事若堪回首,笑骂当然由人。不过,对于硕果仅存的邵逸夫而言,或在性喜索隐的当代影迷看来,邵翁当年的一系列决策手段运作管理,个中得失,于公于私,究竟有无重新审视的必要?抑或今观昔时,是否看得更明白? 不妨管中窥豹,聊做笑谈。

上篇:家族恩怨

得:手足同心

“逸夫”,只是邵爵士的字,他真名“仁楞”。邵氏兄弟都喜欢以字行,譬如大哥“醉翁”,二哥“邨人”。唯有与邵逸夫最亲厚的三哥,虽字“山客”,常用的却是本名“仁枚”。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还在上学的“小六”邵逸夫则一边读书一边搞外埠发行。

不久,“天一”遭上海同行联合压制,为分散公司风险,邵仁枚独闯南洋寻找商机,19岁的邵逸夫随后会合。两兄弟可谓艰苦创业,初时不辞劳苦奔走乡镇做流动放映的小生意,在南洋华人聚集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专门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终于由露天放映到经营戏院、发行,再至设立制片厂专拍马来西亚电影,后来又拓展到做游乐场和舞厅的生意。期间虽经日军侵袭战乱,总算熬过难关,终于在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达到鼎盛。

较之新加坡邵氏兄弟越做越火的戏院、发行,主营制作、提供片源的香港“邵氏父子”(初为“天一”香港分厂,后来扩充为“南洋”影业,1950年改组为“邵氏父子”,邵邨人任董事长,儿子邵维瑛任总经理)却因观念保守,发展缓慢。面对强劲对手国泰的全面围攻,邵氏兄弟决定分兵两路,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在后方与国泰竞争戏院、发行生意;邵逸夫则返回香港,督阵电影制作,与国泰的香港制片公司“电懋”前线交锋。

邵氏电影早在上海“天一”时期,就奠定了“俗众文化保守主义”的基调。影片多取材中国民间故事、经典名著、通俗小说,尤其满足南洋华人观众念旧之情。对此,邵逸夫不仅坚决执行,而且变本加厉,他回港主持电影制作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斥巨资买下清水湾一块6万多平方米的地皮,开山填海,兴建邵氏影城。同时又从美国重金购买先进电影器材,全面提升邵氏影片的画面音响。

50年代末邵逸夫初到香港便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大刀阔斧的豪爽做派足以让人咋舌。据张彻回忆,邵逸夫曾对他言道,当时他怀里揣着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是以花钱毫无顾忌。此话真假不论,邵氏兄弟的创业气魄却是毫无疑问。不过,后人回忆这段历史,焦点都集中到邵逸夫身上。其实邵仁枚起到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他不仅坐镇新加坡,为六弟提供雄厚资金支持,还亲自到香港了解邵氏影城进展状况。邵氏电影由“父子公司”改为“兄弟公司”后,邵仁枚更与邵逸夫共同掌管电影制作,《独臂刀》、《金燕子》、《大军阀》等邵氏佳片便皆由“三老板”亲自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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