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同盟会和武昌方面的关系，就当时指挥序列，在首义之前，湖北负奔走之责者尹呈辅在《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中明确说道：“在首义之前，就我所知，上级者，以居正先生为中心；中级者，以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位先生为中心。”
1907年3月，章太炎、陶成章与中山先生闹矛盾，进而引发光复会的成立。而中山先生将精力移到南疆，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实施连续的对专制的剧烈撞击，仅在1907年夏至1908年5月，即于边疆地区发动六次起义。
1911年元旦刚过，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做持久抵抗。谭人凤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唯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盖以武昌自张之洞督鄂以来，工业发达，且为水陆交通枢纽，一旦义旗展开，全省百姓均可为我所用。
文学社成立后，大批新军下级军官以及士兵参加进来，军队变化呼之欲出。赵声、宋教仁、陈英士、谭人凤商议成立中部同盟会，以为实占地利。“长江者，襟带全国，控制中部，而武汉据长江上游，四战之地，上海为之咽喉，一旦有事，则足以震撼南北，为兵家所必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进入陈其美等人的视野，企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难。清廷早已留意陈其美的动向，于是陈氏和朋友谈革命方略，就以歌伎所在的堂子为掩护。有一次他和张奚若躺在姑娘的床上秘语，姑娘当然不在屋里。1911年新年过后，大量的武器要运到内地，接洽事宜都在堂子。“陈英士有一个听差，穿得很好，人很强壮，管包扎装运军火。其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将手枪藏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黄花岗起义，黄兴、赵声招他到港，可是船行迟缓，到广州已是事发的第二天。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利，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将武汉革命团体发动大举推上轨道，文学社、共进会在8月最终决定联合。
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大会，地点是湖州会馆，陈其美、宋教仁、范光启、吕志伊、谭人凤等共二十九人与会，其章程有谓：“奉东京本部为主体，以南部分会为友帮。”陈氏被举为庶务部长，乃因他长期奔走长江流域，具雄厚人事基础。战略因应：陈氏并坐镇上海指挥，并确定，起义由湖北省城首先发动，四方各省响应。宋教仁、谭人凤致力于湖北军界运动。酝酿起义的前夕，武器弹药尤显重要，陈其美多方筹措，“居正等留沪旬月，以陈其美代办手枪尚未齐备，乃遣杨玉如先归”。
中部同盟会渗透长江流域后，文学会与共进会活动频密。黎元洪得知部队不稳，曾大发雷霆，着手安排卧底，侦知秘密结社等情况，但是一则效果不佳，一则他本人也很矛盾，又对左右嘱咐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上峰闻之，自身难保。
据辛亥老人张之本先生回忆，当时两湖革命空气弥漫，各校学生多有参加革命行列者，湘省巡抚余诚格曾诘问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刘人熙曰：“汝校有革命党人否？”刘答：“革命乃圣贤事业，后生辈何足当之？”其意盖谓若汤武之顺乎天应乎人，始足言革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