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爷爷。他认真地回答说：“也许它跟爱丽丝的兔子一样，口袋里有块表。”
“啊，是的。”我说，忍住不笑出来。我把这点写在笔记本上，这样我就能记下来跟我最好的朋友卢拉?盖茨讨论。
一个晚上，爷爷正捣鼓他的山核桃酒配方，我坐在他旁边的一张高凳子上，看着他干活。他在奴隶棚顶上挂着一打煤油灯，你得格外小心自己的脑袋。每盏灯都吐出舞动着的黄色光芒。妈妈非常担心这里会被火舌吞没，她让阿尔伯特在每个角落里都放了一大篮湿润的河沙。窗户是没有玻璃的，麻袋无法抵挡昆虫进来，这里是蛾类的天堂。
爷爷成年累月地做蒸馏酒实验。实验一点儿也不吸引我，不过他的地盘倒是从来都不会无聊的。他一边工作，一边和我聊天。我手上也在忙活，把他剃须盅里的铅笔扒拉出来，削尖。
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就哼维瓦尔第音乐的一些片断；不顺利的时候，就会从他胡须丛中冒出阵阵嘶嘶声。趁他哼歌的时候，我问他：“爷爷，您一直就是个生物学家吗？”
“什么？”他说。他正举着一个装满了黏糊糊的褐色液体的高脚杯，在温暖摇曳的灯光下，凝视着杯子里沉到底部的像河泥一样的沉淀物。“唉，别啊，总是这样。”
“您的爷爷是个生物学家吗？”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我都不能说我认识他。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尝了一口黑糊糊的液体，表情立刻扭曲了。蒸馏，品尝，坏表情，然后骂骂咧咧。这是他的模式。
“搞什么鬼，”他说，“这是什么破烂。”
很显然，这次又没成功。
“他去世的时候，您几岁啊？”我说。
“我想大概五岁左右吧。”然后，他猜到我的下一个问题，继续说，“他死于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场跟北美印第安人（科曼奇族）关于领土问题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