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波折，终于落户大学城，然而，依然没有自己的书房。所以，当小狼兄电话说叫我谈谈自己的书房，第一反应是回绝他。
回绝小狼，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人观瞻的书房。书房依然在想象中：一水儿仿明清书架，大而酷，中间放着一张很大很大老榆木桌子（是不是不太环保？），桌子上书架上散放着各种书籍，有18世纪末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判断力批判》——这是我曾经在复旦图书馆借出的，后面的读者记录上有我师辈，以及我师辈的师辈的签名，小子无德，非常想据为己有；桌子上还要有我喜欢的画册：德加，埃贡·席勒，弗洛伊德；还有杂志；还有我喜欢的作者：陈丹青、王小波、王朔、黄永玉……甚至还会有那么几本小心翼翼包裹好的、看不到封面的禁书。在响应号召，大学教师争先恐后成长为专家的时代，也许只有在这样的书房中，才能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人文知识分子，然而，这样的书房现在对我只能是在梦中拥有。
其实，书房会暴露人的隐私。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到朋友家里做客，总是要想方设法凑到书架前面晃几晃，看看这厮究竟在看哪些书。书架上的陈设往往暴露一个人真实的心理状态，暴露一个人的思想背景，暴露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所以，在书架上扫一眼，就会大概知道这个人读过哪些鸟书，会说、写哪些混话。遥想当年，我想方设法厚着脸皮尾随当时的女友现在孩子他妈到她在水荫路的住处，看到她书架上的基斯洛夫斯基、唐德刚、刘小枫、茅于轼、王怡、几乎所有王二的作品，厚厚的盗版金庸全集，才知道这丫头在美丽的外表下还有一颗飞扬跋扈的心。现在回忆起来，两个人最后能落脚在一条贼船上，和那次对她书房的偷窥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一直贬低她读野书，不系统，但事实上，这一点我很佩服她，比起一干女博士，比起我这个一贯以知识分子面目骗吃骗喝的家伙，她更像个“知识分子”，更有读书人的精气神。
另外，我想象中的书房还要有几个架子放影碟。影像时代，世界文明经历了图式化转向。要读懂中国，读懂我们的文化，靠困居象牙塔的图书，靠一贯工具理性实用理性实用非理性的文学，靠习惯拍装修大片的第五代导演是不能想象的。当中国进入仿像社会，正襟危坐与娱乐至死并存的时候，除了部分文字，大概只有几部摄影机不会说谎了。我想象的书房一定要容得下那些现在静静躺在我床下的影碟。在角落里要有一台好的电脑让我能够安静地看喜欢的电影——对我来说，文字并不必然崇高，影像并不必然弱智。所谓书房，是一个思考的地方。
今年是贾樟柯的《小武》问世十周年，我忘不了将近十年前一个冬天，济南，我在学生宿舍，自己搭建的简陋书房里看这部电影的震撼。贾樟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忆2002年戛纳电影节放《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的一位主持人先用英文讲了一通然后翻译成了中文，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现在，我在广州教书，每年都要给学生讲如何读书，放贾樟柯，介绍“边缘”电影导演贾某人的东长西短，每年都旁观着大部分学生的不解、困惑，我知道有这位主持人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在他们的宿舍里，恐怕已经没有书房了，那些卡哇伊少女的心里，怕也没有一块地方放进去些真正的好书，放进去些好看的电影，放进去些思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