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根源
——公共权力私有化、政府失灵与金融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国家经济命脉由私人控制带来的恶果。企业大到不能倒，政府必须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毫无价值的企业，而金融高管们又利用拯救资金给自己高薪用于吃喝玩乐，少数人绑架了整个国家。
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1929的大萧条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在市政、能源、交通、邮政等基础产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使得类似30年代的大危机在20世纪没有重现。但是，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新自由主义抬头，在其影响下，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方。这也使得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做大成势
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领域，如金融、信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房地产、能源、零售等行业，都高度垄断，多数行业的控制权都集中于3—5家私营大公司手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逐渐萎缩，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从198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0.7%，而制造业的比重则从20.0%下降到11.9%。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金融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手续费、中介费、保费、管理费等，实际上是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而来的。美国金融业产值占比的大幅度增加，表明金融资本把大量利润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过来，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
以灾难收场
金融资本通过创新欺诈，攫取普通民众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将要创造的价值。从2003年到2007年，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的金额从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有10万多亿美元。
美国金融资本之所以敢把泡沫越吹越大？因为它们清楚：扩张的风险却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担，因为他们的企业已经“大到不能倒”，一旦他们出事，美国政府必须拯救，否则将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这使得金融泡沫越来越严重，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
公共权力私有化
企业监管本来是政府的责任，美国却将对企业监管交给企业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他们的评级成为投资者的重要依据。但美国的评级机构本身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美国的大银行、大企业是它们的重要客户，指望这些评级机构为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会放弃高额利润，显然是一种幻想。事实上，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不是金融危机的防火墙，而是金融危机的帮凶。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社会指责这三大评级机构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实际上，它们不是“没发现”，而是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穆迪一位高管就坦承：“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美国将金融监管的公共权力，交给了评级机构这样的私人公司，而美国评级神话的破灭，不仅使美国受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受到全世界的拷问。
我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成功。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0%和8.7%，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这些都与我国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关。
以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保持稳定，是我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金融稳定直接关系经济的稳定。在我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导，银行不会为了利润而放弃公众责任，另一方面银行具有很强的国家信用作支撑，人们不会怀疑银行的支付能力，防止了挤兑现象的发生。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对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就是他们的政府想在金融危机时刺激经济，银行也不会听政府的。
另外，国有企业也很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许多国有企业注重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主动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抱团发展、共渡难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不裁员，领导班子带头减薪；等等。4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重要措施是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急需加强的领域。政府通过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不仅有力地实现了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目标，而且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
现在市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市场经济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要想介入经济必须拥有介入经济的渠道，在中国有国有企业，而西方政府只能“干着急”，比如美国政府对金融没有控制权，美联储将联邦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但是市场上仍然流动性紧缺，通货紧缩。对于实业经济更是无可奈何，只能放任失业率高企，这就是政府失灵，也就是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也不具备调控经济的能力。这种失灵是非常可怕的，幸亏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福利救济措施，不然必定国家大乱。世界上市场失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还没有失灵，而这点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