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米特里竟然直呼最厉害的护卫之一亚瑟的名字。当然，迪米特里也很厉害，所以我不应该这样惊讶。
车里又安静了下来。我咬着嘴唇，突然怀疑自己能不能达到亚瑟?舍恩伯格的标准。我的成绩固然很好，但是，两年前的突然离开和在学校打架这些事情，一定在我如何认真对待将来事业的评定上造成了阴影。
“你一定没问题的，”迪米特里重复道，“你的那些良好记录比那些坏的有价值多了。”
有时候，他好像能看透我的心思。我笑了笑，鼓着勇气偷偷地看他。但我发现那真是一个错误。他的身材瘦而修长，坐着的时候尤其明显。深邃无底的黑眼睛，一头齐肩的头发束在脖后。我知道他的头发摸起来就像丝绸一样顺滑，因为我曾经用手指轻轻地拂过那头秀发，就是在维克托?大什科夫利用欲望诅咒引诱我们进入他的陷阱的时候。我极力克制着，强迫自己重新开始呼吸，然后看向别处。
“谢谢你，导师！”我戏谑地说道，往后倚靠着座位。
“我会在这儿帮你。”他回答道。他的声音轻轻的，语气很轻松，很少见他这样。通常，他都像上了发条一样紧绷着，警惕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攻击。或许，他觉得自己在一辆本田汽车里是安全的，或者，至少在我身边是安全的。看来，不是只有我无法忽视游走在我们之间的浪漫而紧张的气氛。
“知道你真正能帮什么忙吗？”我这样问道，故意不去看他的眼睛。
“嗯？”
“如果你关掉这糟糕的音乐，然后放一些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音乐，那就帮大忙了。”
迪米特里笑了出来：“你学得最烂的课程就是历史，可不知道怎么的，你却知道关于东欧的每一件事。”
“嘿，同志，为了找笑料呗。”
他依旧微笑着，把收音机调到了国家电台。
“喂，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大声叫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