勺子的键盘真的弹得很棒，某种意义上，他不是用手在弹奏，而是用心在弹奏，我想，如果没有勺子，我永远也不能理解乐器和人，可以合二为一。
勺子是个很好的弟兄，倘若说他是阿森和小田的师傅，多半也不为过，他们俩差不多是半途出家的虫子。记得有一次阿森怎么都敲不对一段旋律，勺子就一直陪他练啊练，直到第二天，听到西操场的敲钟声时，本来还睡得死沉死沉的勺子，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直愣愣地说，第四声和第五声之间节奏过渡不对。当时把我们几个笑得，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
想起勺子的那些趣事，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丁香一声不响地听着我的叙述，仿佛感染了我的欢乐，她的眼里也慢慢显出些许的光亮。
本来，一切都很好，很快乐，我们像夏天夜里无忧无虑的知了，开心地唱着，以为冬天永远不会来临。
想起那个夏天，我的心又紧紧地揪了起来。
“三石，如果，如果你说出来真的会很难受，那就不要说了。”丁香有些害怕地看着我，我想那时，我的眼里一定已经开始充血。
“没事，你让我说吧，反正这个故事的真实版本，除了阿森和小田，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不由自主地，我轻轻地握住了那只放在桌上白皙秀美的手，也许，我只是需要一种力量，一种鼓励我把心头所有的痛苦全都倾斜出来的力量。丁香有些迟疑，可她终究没有把手缩回去，恰恰相反，她用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那是去年二月份，我的母亲生了场重病，那时候，父亲单位的效益不是很好，妈妈的病虽然有医疗保险，可总不舍得买些将养身子的补品，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能想办法赚点钱，解决自己的生活费，再给家里寄点回去就好了。于是，我几乎天天都在报纸的招聘栏上寻找，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个郊区的酒吧聘用吉他手，而且待遇很不错，如果天天都去做的话，一个月下来，也差不多有两千多块钱。只是这个酒吧的位置太偏僻了，而且工作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凌晨2点，如果客人多的话，则要求加班到3、4点，大家都知道的，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晚上12点必须回宿舍，否则就会记录在档案，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警告处分。当然规定虽然是这样明明白白地写着，可哪一个宿舍楼的楼长会勤快到每晚12点后从一楼爬到四楼，把每个宿舍的脑袋都清点一遍，所以，尽管每个晚上我都要冒着翻墙进来的危险，我还是决定接下这份活儿。勺子是宿舍里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开始他很生气，问我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他商量一下，可当他知道我的苦衷之后，只是重重的叹了口气，说兄弟你自己多注意身体，万一有啥需要帮忙的吭一声。”
我的手松开了，颓然无力地倒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一段血淋淋的故事几乎让我丧失了语言的能力，我为什么真的“吭”了那声呢。
“一开始，我做得很好，可能是学生的缘故，老实听话而且勤奋肯干，就是老板偶尔多让我待一个钟点，我也很少有什么怨言，只求得他每个月平平安安地给钱，我心里就踏实了。可做了两个多月，乐队里的其他乐手受不了了，时不时地风言风语说我几句，我想我就是在这里打打工赚点钱的，别人不招惹我，我就忍着吧。
也许，我那时的软弱，就注定是个错误。
我看着丁香，她又一次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有力。
那时我在酒吧呆的那个乐队里，一共有两个吉他手，一个是我，算是伴奏吉他，另一个是主吉他手，最先对我骂骂咧咧的就是这个主吉他手，因为他一向喜欢迟到早退，老板警告了他几次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么你在我这里好好干，要么你给我开路走人，反正我这里不缺吉他手。于是，当他失业的那天，他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我的头上，他从没想过，我们都只是在一个屋檐底下忍受剥削的打工者，在他的理论里，正是我的“过于勤奋”导致了他被解雇。在他走的那天，他几乎是用一种能杀人的眼光看着我说：“小子，等着，我早晚回来找你算账！”那一天，他足足喝了14瓶啤酒，我以为一个人醉成这样时，他的话多半是不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