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公只是心里一时气愤，说要把家婆母女当晚带出陶盛楼老家庄院，远走高飞，其实他没有那个勇气，也没那个能力。家婆心里也明白，根本没有听家公的话，收拾行李。不过一九一九年夏天，家公刚刚在北京经历了一场大动乱，确实与以往大不同了。
家公在屋里走了一阵，终於停下来，看看家婆。然后坐到床边，坐在家婆的身旁。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你莫害怕。”他小声说。
家婆憋住气，心跳起来。她想不来家公可能会讲给她听一个什麽样的故事，但是从家公紧张的神色上，她能预感，一定是一种什麽危险的事情。
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中国的代表去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大会。我们中国也是战胜国，可是签定和平条约的时候，我们中国受到不平等待遇。西方列强一意要瓜分中国的土地，不把战败的德国在我们山东的权利还给中国，反而都转让给日本。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得知了，我们不答应。
那天我们在学生食堂刚吃过中午饭，廖书仓跳上一个桌子，挥著胳膊大声说：“今天晚上我们在法学院的礼堂集会。我们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麽中国，要麽死。”
廖书仓写一手好字，学校附近很多商店请他写招牌，所以在学校里外都很有名。大家都认得他，都听他讲话。我觉得浑身有一股热血在冲腾。
学校里常有集会，同班周常先有时约我去参加一两次，他也是湖北老乡。那天晚上北京大学学生，还有很多别的学校的学生，聚在我们法学院的礼堂。有些同学上台发表演说，我在台下，离得远，听不清台上人说些什麽。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在喊叫。我从来没见过这麽多青年人聚在一起，大家怀著相同的心情。一个同学跳上台，咬破他的手指，把他的衬衫撕下一块，在上面用手指上的血，写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他满脸是泪，在空中挥舞著他的血书。青岛是山东的一个地方，巴黎和会要中国把山东割给日本，怎麽不让我们感到悲愤。见到那血写的旗子在台上飘，学生都哭了，拼命呐喊：还我青岛！还我青岛！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和许多别的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走去天安门。我们拿著小旗，呼喊口号：“中国的土地不给日本。”“中国人民宁死不低头。”
原计划到天安门南边的外交民巷外国领事馆去抗议，警察封锁了道路，我们就转向赵家楼。两个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官员，一个姓曹，一个姓张，住在赵家楼。我们听说他们准备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就去他们家示威。
我们在曹家门前停下，把小旗隔著墙丢进曹家院子里。有的学生爬上墙外的树，跳到院子里，打开了大门，大家便涌进那院子里去。我个子太小，怎麽也挤不进去，在门外急得要命。一排警察挡在房子门前，想要挡住人群，但是做不到。
一个穿学生装的高个子同学举著手，大声问那些警察：“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他从树上跳进院去的时候受了伤，大股大股鲜血顺著他胳膊流下来，滴在地上。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人体流血，腿都觉得发软，可是我不能离开，我得在那儿斗争，我得救中国。我也根本离不开，身边全是人，挤在一起，根本谁也动不了。人群在街上，院里，挤来挤去，人人脸上是泪，个个喉咙喊哑。
突然墙角起火了，火苗往空中窜，人喊起来。有人吓坏了，有人想离开，有人嚷著找水救火，有人叫著要抢救书房里的书。可是火燃起来，借著风，一下子就上到房顶。院里院外的人都慌了，涌著挤著往街上跑。帽子，小旗，书包，丢了一地。
马路上，新开到的大批警察，排著横队，端著长枪，向学生人群逼近。我身边有人摔倒，拼命叫救命，有人挺著胸膛要挡住警察的枪，有人在人群里找哥哥弟弟。警察一路走，见人就用枪托子或者警棒打，打倒了就铐上手铐逮走。人群四散逃跑，可是没地方跑。马路本来窄，人又多，警察堵住了马路两头，谁也逃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