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跟愤青有所接触的人就会发现，每个愤青的脖子上都有一条金灿灿的链子，一条时髦时尚的链子，那是相当的引人瞩目。这条漂亮的链子叫“爱国”，愤青戴着这条链子到处炫耀地拿给别人欣赏。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发乎于心，动之于情。只是我接触的很多戴着链子的愤青，对于我讲了几句不同意见的话，就动用了诅咒式的恶骂，我看到的恰恰是愤青不爱国，或者说还不懂得如何爱国。你爱国，首先是爱这个国家的主体——人，那些恨不得扒一个说了一点不同意见的同胞的皮，争食其肉的人，像暴徒一样，带着“文革”遗风，真的很令人恐怖。那些连人都尚且不爱，不会爱，还大谈爱国的人，真是太有才了。
经典的爱国愤青是一些只讲奉献，不讲获取的无我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诚然，粗粗地看，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这里的“国家”是“国家”还是“祖国”，是政权还是文化共同体。如果是指前者，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公民与政府立约构成的关系，国家首先是为它的国民服务的“服务员”，我们爱它，是因为它为我们服务得足够好。除了人民的目标与理想，国家与政权应该没有任何额外的目标与理想；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更不应该有任何额外的利益，如果有这些额外的东西，我们就有理由问，这些额外的东西是谁说的？是谁想要的？是谁得到的？是谁利用我们弄到手的？
这样看，爱国并不是一种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或者说为了自由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个关系没有厘清，我们从何处去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经典的爱国愤青没有几个不是民族主义的，在愤青的身上，民族主义是内核，爱国主义是外套。内核裂爆，外套膨胀，两者常常形影相随，招摇而过，有时是很迷人的。
民族主义的极度自恋会变成一种精神病。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其作者弗洛姆说过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抵制与不抵制法国货的激辩中，愤青们身上的种种毛病都在这句话里得到了印证。愤青们如果以这种方式去爱国，其结果不是爱而是害。
还是拿些事例来讲吧。
早些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不出头，不争霸”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2005年，号称“党内一支笔”、“文胆”、“核心智囊”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宣布中国“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再三强调“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说到“和平崛起”、“和谐世界”。
这是有道理的啊，也顺乎世界潮流。30年前，中国社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人仰马翻，斗得伤痕累累，还觉得其乐无穷哩。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哲学是和合哲学，“以人为本”，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不意味着放弃斗争，但斗争绝不会成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