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高的本意是，你自己的钱随便你怎么用。老孙却理解错了，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对老婆说：“不用躲了，我们的宝宝可以平安地在家里出生了。”他把经过向老婆说了，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说给张志高买股票，他就接话说，‘随你怎么用’，这些当官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计生办向张志高请示怎样拔掉大坪村这个“钉子户”时，他的态度非常坚决：“这个钉子户不除，全乡的计划生育工作无法展开。这次突击行动就以它开路！”
这天计生办开会研究拔“钉子户”的办法，大多数同志主张组织工作队强行将小刘带到医院去，时青云却自告奋勇地说：“最好不用强制措施。我带两名工作队员再去做做说服教育工作。”时青云登门后，老孙梗着脖子说：“你们张书记不是答应了吗？我罚点钱得了。”时青云知道他误会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计生政策讲到优生优育的好处，用大量的实例说明小孩不在乎男女，关键在于培养，花了两个多小时硬是说动了老孙夫妻俩。
事后，时青云写了一篇《虎形山乡注重思想教育，解决计生工作难点》的报道，登上了《橘城日报》的头版头条。市、区两级计生委立即总结经验在全区、全市推广。
时青云初露锋芒。张志高也因此登上市计生工作光荣榜。他参加经验交流会回来，非常高兴地拍着时青云的肩膀说：“小时，不错！我们乡的计生工作被你那篇文章一炮打响。”
“张书记，不瞒你说，我原来在武警部队当文书，是支队的新闻报道骨干。”时青云趁机表白说：“在部队期间写的新闻报道、编写的快板等文娱节目脚本至少也有十万字。那篇计生工作的报道不过是块豆腐干而已，只花了两个多小时。”说着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报刊发表文章的剪贴本递给张志高。
张志高仔细翻了翻，点头称赞：“写得还真不少，《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发表过文章。哎，你文化高，有写作特长，为什么不留在部队当个文职军官？”
“那年我报考军校，部队首长以工作需要为由不同意。还说像你这样有特长的战士不上军校也照样提拔，何必耗费时间？服役期满时，大队教导员找我谈话，说本想提你当排长，但上级有规定，没有进军校的不能提。等待机会吧，我们再争取一下。就这样硬是留我超期服役一年。后来我才知道，那年报考军校大队就只一个名额，考上军校的那人是支队一个首长的亲戚。”时青云见张志高听得认真，还流露出打抱不平的神情，便继续说，“张书记你看气人不气人？就连报考个军校也要有后台。没有后台就要用钱去打通关节，据说至少五万元才能成事，更不用说提拔了。”
“唉，腐败之风真是无处不在！”张志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他颇为赏识和倚重时青云。不久后，张志高当了乡党委书记，正好乡党委秘书缺职，他便力举时青云接任。
时青云担任乡秘书后，见上面的官员就多了。这些人下来，老百姓敬畏，乡党委书记、乡长仰视。一个个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大有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气势。
他知道那是身份意识的外在表现。社会上虽然曾经一度倡导淡化身份意识，甚至抵制它，然而，它不仅没有被淡化，反而愈演愈烈。其实并不奇怪。身份意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并由此而衍生出等级制度。魏晋时就有九品三等官吏等级制，元朝时全民被分成官、吏、僧、道、匠、工、猎、民、儒、丐十等。这种等级制又进一步强化、固化了身份意识。身份有职业、学历、资历、官衔、财富等各种划分，归根到底，其高低贵贱是由掌握权力的大小或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来决定的。身份决定了人的全部荣辱兴衰、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时青云觉得，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份，增加财富占有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底子太薄啊！现在就只有升官这条路可走。他羡慕那些大官员，渴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体会到那种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滋味。为此，他写下一篇札记，激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