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
——寄晓青甥
青：
你不够了解我！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譬如我文内说：“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要无非自行其所信，一贯而不移。”其所行如此而不如彼者，自是其所知所信如此；而其所以能坚持乎此，力行乎此，不怠不懈者，那就是责任心了。在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像小资产阶级的逐求趣味心理，像革命党人的仇恨反抗情绪，在我这里如不能说完全没有，亦只是洪炉点雪。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例如：抗战之时，莫要于团结，就致力于团结；当建国之时，莫要于和平，就致力于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参加政府更要紧的，马上就转移其致力之点。又一旦料知和平无望（1946年10月底），而事情有比武装反蒋更要紧的，同时自己又不赞成武装斗争，亦就马上转移其致力之点。总之，从来不做第二等事。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其离开这个有特殊任务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这是不免于自大的；这样说话是难免引起人家反感的。然而我的生命正在此。我在危难中所以不怕死，就是觉得我不会死。特别是像香港脱险之时，那时《中国文化要义》还没有写出来，万无就死之理的。现在虽然不同那时，然而亦还有没有做完的事（非我做不可的事）。这话不对旁人说，但对你却希望你了解，而不怕你说我说大话。
漱溟
10月21日
注：这是1951年先生写的一封家书，寄给外甥邹晓青的。邹晓青是先生的大妹妹之长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参加爱国进步运动，1938年赴延安，1951年时工作于《东北日报》（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