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的宝宝我给她们添加了辅食，以前总吃鸡蛋黄，今天是周日决定改善伙食。我忙了半天把胡萝卜蒸熟再研成细泥，累得我满头大汗，奉若珍宝地呈到两位小姐面前，结果团团只吃了一口就再也不张嘴，圆圆则一边吃一边吐，喷得我满身满脸都是金黄色的星星，把我鼻子都气歪了，随便煮个鸡蛋对付吧，爱吃不吃！花了半天心血的产品没有销路，应付的方案却大受欢迎，上哪讲理去？
到了中午，阳光充足正好给宝宝们洗澡，脑袋里想着明天要交的工作计划，洗完一个擦干穿衣扔进小床，再抓起一个脱光扔进澡盆。咦？她怎么还没洗澡头发就湿了？大圣也发现了惊呼道：“是不是缺钙呀，怎么出这么多虚汗！”旁边的李阿姨仔细一看也惊呼道：“这不是刚洗过的那个嘛！你怎么又给扔盆里了！哎呀，还有一个没洗呢！”
这段时间我发现她们两个爱结成团伙看电视，还发现她们俩偷听我和大圣接电话，特喜欢在一旁不停插嘴，于是给她们留点功课干正经事吧！我买来各种婴儿画报，发音看图唱歌工作现在开始。很快圆圆就学会了发音：d e h k g 学习热情特别高，而团团却发挥了她懒惰的个性，精神涣散迷迷糊糊，根本不玩活。我生气了把她丢在一边，专门教圆圆一个人，团团气急败坏地一通嚷嚷大声抗议，我还是不理她，她躺在一边时间长了很没意思，就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偷学，然后反复叨咕不断练习，抓住这个规律后，我对团团的上课方式采取灵活机动，只教圆圆一个，同时给团团创造偷学的机会，事实证明她同样能学会。
一天，我正抱着圆圆给她朗读古诗《咏鹅》，扔在旁边的团团冷不丁儿来了一句：“鹅鹅鹅”，当时我和大圣都吓傻了，她还没长牙呢，被我逼得都能说话了！
医院是我们生长和战斗的地方
我认为孩子住院最恐怖的事情不是扎头皮针，而是采血。两个孩子被横放在床沿上，头自然下垂，家长还要按着她的头向后扳，由于孩子只有6个月从手臂里抽不出血来，只能选择颈动脉，那惨烈的场面总能让人想起国民党灌辣椒水的残忍还有国外的注射死刑。
“无论哪个孩子被迫采取动脉采血，家长都会哭成一片。”护士们都这么说。因为这个动作会让家长们认为护士拿那么粗的针管在那个危险位置操作，稍有差错就会要了孩子的命。
没办法，三个大人按住一个孩子，挨个上刑。连日打吊瓶把孩子们逼得长了心眼儿，一放到床上或一摸头发就立刻嚎啕，扎谁谁愿意呀！针还没有扎进去，两个保姆就和孩子们哭成了一团，那个时刻，病房里任何一个人都会认为我家那两个年龄偏大的保姆是孩子的亲奶奶和亲姥姥呢！这个场面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只是身体不停地颤抖，后来我发现正在抽血的护士手背上都是眼泪，再后来我发现那都是我的。
住院第七天，孩子的病并没有好转，两个孩子像商量好似的同时对任何药物都产生过敏反应，大夫说我家孩子在治疗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高敏反应。从几元钱一支的抗生素到180元一支的先锋，红霉素、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阿奇霉素、磷霉素纳……不用做试敏的药，扎上两分钟就同时过敏，即使通过了试敏可以注射的药，吊瓶打到一半时也过敏，连治青光眼的白霉素都用上了，就是过敏呀！吓得医院打针时派来了护士长，我家孩子的主治医师也换成了科主任，医护人员们如临大敌，高度重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有多么显赫的背景呢！
又拿了一种药做实验，一个小吊瓶按着大夫的要求放缓点滴的速度，从早上9点滴到晚上6点，大人们轮流抱着孩子静坐累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盼到晚上拔针时还没出现异常，我和保姆们都长出了一口气。拔针后也就十分钟的功夫，两个孩子同时嚎啕，撩衣一看前胸后背都是红点，又过敏了！快找大夫吧！几尽崩溃的我气得冲了过去照每个孩子的屁股各狠抽了一巴掌，然后狂叫，“不是妈妈不救你们，是你们自己不想活了！”那一刻我分明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的是野兽的嘶嚎。
在这家医院住院从第7天到第21天，每天的生活就是尝试用任何一种抗生素，不问产地和价钱地挨个试敏。有试敏过程中就过敏的，有注射过程中过敏的，有注射后一小时内过敏的，有连用三天同一种药还可以，到了第四天又因过敏放弃的。再后来大夫也快崩溃了，每次注射前医院都让我这个家长签字，我知道我签的是生死协议。
第21天大夫让我们出院，因为我的俩孩子儿科可用的抗生素都试了，全部过敏无药可治！什么是绝望，就是治病的药就摆在眼前，你兜里揣多少钱都没用，因为你过敏。
出院那天漫天飞雪，地面像镜子一样光滑。我搀着两个保姆，两个保姆一人抱一个孩子，大圣左手一个大包，里面装着孩子的衣服毛巾奶粉奶瓶手纸尿布湿，右手一个大包，装着孩子的小枕头玩具饭盒脸盆暖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各个被折磨得神情恍惚，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全家像逃难的。
在大夫的建议下我们直奔儿童医院，办完住院手续才半个小时，我们又被大夫要求全体出院。因为大夫看了我从上一家医院抄录的孩子用药过敏史，主任来了也没招了，她说：“西医肯定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家孩子不能用抗生素，走到哪家医院都没办法，你还是看中医试试吧！”临走时一个护士追出院门外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有个同学的孩子就是高度过敏性体质，后来到美国就治好了。”我知道她是好意，美国？说实话她还不如不告诉我这件事呢！
连夜我们全家就住进了中医学院，试了十种中药注射液，有八种过敏。还好，感谢李时珍爷爷，至少我们还能用上两种药。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听说我们转了三个医院现在可以注射中药了，她说她这回可放心了，让我不要挂念住在离中医院2公里处的她。
晚上我们把两张床一并，横着躺的顺序是：团团、我、圆圆、大圣，脚下还睡个保姆，两张床能睡三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的创意是我想出来的，我聪明吧！姜昆同志的相声是怎么说来的，"攀登喜马拉雅山后面再跟一大老虎，是人就能上去！"
住院这么久，我和大圣所到之处，总能挑起别人家的家庭纠纷，（俺们实在不是故意的）孩子妈妈们埋怨老公除了上班晚上也不到医院帮干点活儿，姥姥们埋怨自己的姑娘太娇气伺候不了孩子，奶奶们大骂儿媳妇是熊包蛋，整一个孩子就懒了，你看看双胞胎她妈。
在中医学院住了十几天，孩子病情已经稳定，可就是无法痊愈，拖得我们钱包渐瘪人困马乏。听说有个国家级终身教授专治小儿咳喘，这老中医每周出诊3次，每次只看30个病人，挂号费达50元。啥也别说了，唯有尝试才有可能。
第二天早上4点，我顶着满天的星星就抱着病情稍重的团团排号去了。天哪！人山人海我居然排了32号，门口的护士让我下周再来。我疯了一样拨开人群往里挤，怀里的孩子也跟着哇哇地大哭，我一边挤一边喊：“让我进去！我的孩子快死了！她啥药都过敏，西医治不了呀！”人群立刻向两边闪开一条路，我冲进了里屋被门槛绊了一下，由于惯性抱着孩子跌坐到了地上，那老中医连忙扶起了我说，“姑娘别下跪呀，今天我破例给你的孩子看病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