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在今天，中国人越来越感觉过一种善意的，富有人性关怀的道德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受到了致命挑战。
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本应该是道德关怀的践行者和道德取向的庇护者。如今，这种引导与庇护却岌岌可危甚至荡然无存。如何将发展的硬道理变成政府所提倡的科学发展，尽可能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和谐社会，这其实也是考验当政者智慧的实践课题。
面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竟然有的网友说：“如果为他们这些弱者负责，谁为深圳市税收负责？谁为广大的富士康其他坚强而听话的员工们负责？只考虑弱者权利，却忽视强者权利的民族，一定会成为弱者。只有尊重强者成功者富裕者的民族才可能成为强大的成功的富裕的民族。我们的政府要把成功人士作为国家的主人公，不要把那些失败的没出息的打工仔打工妹当成国家栋梁。”
还有人说：“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彻底废除过去把弱势群体当成英雄和光荣的主人的历史，尊重成功者，鄙视弱者，只有如此，国家才可强大，民族方可振兴。在我们的国度只有强者才能受到尊重才可以生存，我们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长大要做老总，而不是打工的。这样发展几年后，我们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反之，如果老是把打工的当成国家主人，振兴民族是痴心妄想。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走下去，而绝不是为了少数脆弱的工人就质疑改革甚至阻止改革。”
呜呼，言论背后，只有所谓的成功者才配做“中国人”，而其他人的命随时都有可能被革掉。“成功”“富裕”就是一切，如此一来，“凡物皆有价”“一切向钱看”，岂不成了我们要奉为神明的价值观？或许也正因为一部分人以此为行动标杆，只要能赚钱，其他什么道德、良知甚至人命都可以牺牲，所以才使得“毒奶粉”、“毒疫苗”、“毒龙虾”、“毒蘑菇”此类践踏生命，忽视公众健康的恶性事件屡禁不止，且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如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我们生存的社会岂非与动物世界无异？而成千上万的弱者将注定成为少数成功者的“美餐”？这样的想法怎不让人不寒而栗。而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强大、进步、文明并不是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是要看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对强者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尊重弱者才是更加文明的社会。
3理论的责任是揭示真相
面对当今中国迷茫的一代人，某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学者，要么苟且偷安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么沉沦于名利的沼泽地里不能自拔，无暇他顾。他们掌握了社会话语权，却只顾套用一些空话套话，或沉溺于无关自身痛痒的高谈阔论。对于现实中国人的个体生存危机要么一笔带过不予理会，要么言之无物，不知所云。思想家阿伦特在谈及黑暗时代的思想时，认为理论的责任，在于照亮掩盖在表面事物背后的黑暗，因为公开人们的生存状态，乃是改善这一状态之必要前提，而所谓郁闷正是国人对生存状态茫然不明的情绪反应。
因此，中国人的生存现状问题与真正能指导中国走向美好生活的理论，其基本症结不应在“我”外面，而应该在“我”的里面。许多人试图从外面去找寻答案，结果越解决越乱。而言之有物的理论，不应该是花样翻新或者空话套话的概念炒作，而首先应该有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从最近接连发生触痛我们神经的几个校园惨案后，某些社会研究员发表的高见就可见一斑。这些所谓的专家仅仅只是提出的“所有滥杀无辜的社会分子们都当赶尽杀绝，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是要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给予这些杀人者强大的舆论谴责！让人们意识反社会人格是可耻的，否则，灾难随时都会落到任何人身上。”除了“义正辞严”表明他们“嫉恶如仇”的立场外，既给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指导，更无益于扭转局势。
相比之下，一些有识之士的解读及剖析更显得弥足珍贵。黎明先生在其博客上就南平惨案发表了“从郑一刀到郑屠刀有多难”，其深入的解读，独到客观的视觉都让我感同身受。
……事发前的郑民生是个失败者吗？不是。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对人热情，生理和形象上不失败；1987年的中专毕业生，学业上不失败；2008升为外科主治医生，做了18年外科大夫，“郑一刀”这个带着敬意的外号，即体现周围人们对他能力、绩效、贡献的充分肯定，作为业务骨干的凶犯，能力和成就方面都不失败。还有，他从事的救死扶伤的这一职业，完成每次手术都收获别人的谢意，收获个人的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所以说，无论是用公益标准还是个人成就的标准来衡量，郑一刀都是个事业上的、伦理上的“成功人士”，若将他划为失败者，那我们大部分国民都将是失败者。
但他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经济失败者”，这是否决他全部社会成功、能力成功、“虚名成功”的决定性的一票。此一票，一票否决包括两性情感在内的整个人生。回家蹭饭的工薪层，夏睡走廊、冬睡客厅的蜗居者，41岁的外科医生，没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到后来，为挣脱经济窘境去另谋出路，反而成为失业者，又因为没有抗暂时失业风险的财力而陷于生存困境。由此，我们已觉察到不公的隐约存在——此人没和别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这个有能力、有贡献的劳动者，理论上说万不该是个经济失败者，可他，偏偏就是。
更可疑的是为什么他会落魄至此。他的特别窘困，只因此人不适于伪规则和潜规则通行的社会。不开高昂药价的处方，不会对上请客送礼，也不会巧妙利用客户。——可惜，在我们社会中，仅有技能、勤奋素质而无机巧或媚骨的人，几乎类似弱智人士；可惜，我们的“社会风俗”是不在乎这些“弱者”的权利，并且，居高临下甚至幸灾乐祸地强调弱者们素质低下、缺陷可笑，还是流行中的“管理技巧”。
分析公开报道的现有资料，我不很情愿地说，很遗憾，酝酿此案的恶性因素中，社会不公、社会弊端的作用的确明显而强劲。……若认识不到某时某处社会人文环境之毁人不倦的效应，此类惨剧今后还将继续发生，下一个挥刀人或蒙难者，保不定是谁。
以深深刺伤公众之心的极端暴行，郑民生宣布“我仇恨，我存在！”不然，社会并不知道它曾经有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顺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无所畏惧的凶残对手。其实，世界上并没有人格稳固的胆小怕事之辈，从“郑一刀”到“郑屠刀”，这条路并不漫长。
我们可以坚拒郑屠刀的宣言、“判决”及全部理由，可以坚称郑屠刀对不起社会和家人，但我们真的缺乏坚称“这个和谐公正的社会完全对得起郑一刀”的底气。于无奈中自慰吧：还好，我们早就明白某些社会不公、人际鄙陋的现实将引来恶报；我们也早就明白，人类尊严和公平正义光辉的普降，能够消融无数屠刀的寒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