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取缔鸦片贸易的日内瓦协定，但它保留了在垄断条件下把这一体系继续到现有租期届满为止。失去了印度的供应，并没有影响到澳门为它新的专营生产波斯鸦片的能力。(36)
澳门新的政府专营权的确立，并未终结鸦片走私贸易。事实上，1927年7月，新的垄断经营者把它的鸦片价格从每两6港元降到了2.80港元，以应对廉价的走私波斯鸦片和中国鸦片，还有由广东的地方军政府首脑所征用的中国生产的本地鸦片。这个价格与香港的印度鸦片每两15港元的固定价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在澳门，秘密的鸦片工厂也开张营业，厚着脸皮使用政府的标签。(37)
看来，作为政府的司库，BNU负责处理与指定鸦片经纪人之间的财务事项。例如，1934年，BNU一度与波斯鸦片出口垄断公司打交道，或者通过他们指定的代理人，以及他们在澳门的经纪人（一个纳马族人）(38)。在巴波沙总督（1918－1919、1926－1931、1936－1940年在任）治下，BNU是政府鸦片购买事实上的（即便不是法理上的）财务掌管者。
看来，垄断似乎从未带来过老的鸦片包税区曾经上缴过的那种收入。月收入在1933年12月 这是一个萧条之年 达到了历史最低点：5，293美元，此后增长到了1937年6月的69，000美元，以及1937年12月的265，000美元(39)。即便如此，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依然确信，整个1939年，澳门进口波斯鸦片的数量比它所公布的要大，差额被再出口到了日本。两家日本公司与这宗贸易有牵连：三井株式会社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与此同时，据称，是由BNU负责处理这些交易的财务方面。(40)
1936年，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压力，葡萄牙当局压制了鸦片专营的运作，对牵涉到秘密交易的某些官员，要么是定罪，要么是解职。就连澳门的总督也被迫辞职。据美国的材料说，在7年的时间里，总共有35吨鸦片消失不见了。但是，尽管葡萄牙当局答应把鸦片专营的所有相关材料都交给鸦片咨询委员会处置，并且，他们的诉苦甚至都传到了萨拉查首相的耳朵里，但情况依然照旧，甚至有所恶化，直至太平洋战争前夕。(41)
基本上，鸦片垄断体系完好无损地持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46年5月28日第933号法令的颁布，才正式宣布澳门“彻底根除”了鸦片。根据这部法令，从这一年的6月30日起，所有烟馆都将被夷为平地。不消说，无论是经销者，还是瘾君子，都不怎么欢迎这一措施。(42)
赌博专营
尽管华人对赌博的热情在澳门的早期就非常明显了，正如一位研究这一课题的作者皮尼奥所评论的那样，把这一热情转变为一宗大买卖是分几步发生的。最初，是基玛良士总督开的头，他为澳门的赌博场引入了一套许可制度，作为一种提高财政收入、弥补养活帝汶岛给澳门造成的持续消耗的方式。(43)
科茨指出，这一创新，或者说是今天澳门最广为人知的特色，从一开始就是成功的。它不仅从财政的观点看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成功地给无法无天的无照赌场带来了秩序，坦率地说，这些赌场一直受三合会的控制。正如科茨所解释的那样，包税区经营者也帮助维持了这一体系的秩序(44)。不管怎么样，毫无疑问，三合会在澳门的活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共生现象。
澳门对赌博业的自由放任不仅长期以来支撑了它的繁荣，而且也帮助损害了 或者说至少是腐蚀了 本地人以及临近的广东和香港的居民。因此，当两广总督关闭赌博业专营的时候 大约要损失300万港元的财政收入 澳门便抢步上前，填补这一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