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华人买办或商业资产阶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澳门建城的时候，这意味着，到现代时期，某些商行已经相传了很多代人。
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在他1867年关于澳门华人社会的经典研究中 无论从哪方面衡量，都堪称研究亚洲社会的一部开拓性社会学著作 记录了“四十商号”（即位于澳门华人商业核心地带的商会）的存在，其中很多商号在中国各地以及交趾支那、暹罗、新加坡、马来半岛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设有分号。典型的商号在内港地区都拥有房产，进一步提升了其上流社会的商业品格，其遗迹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此外，这些商号都是更有活力的、在商业上更有闯劲的“casascommerciaesdeoitoanoveporcento”（葡萄牙语，字面意思是“百分之八九商号”），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对寄售商品收取的百分比。在他们本质上的买办活动当中，核心业务是进出口。尽管它们主要是从广东和马尼拉进口商品，并间接地经由香港，但出口却是直接面向欧洲、美国、印度、大洋洲以及中国各地。桑帕约列出（附带描述）了大约64种进口产品，有来自中国、马尼拉、西贡、暹罗、孟加拉和爪哇的稻米，来自广东的茶叶，来自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鸦片，来自巴达维亚、帝汶岛、澳大利亚和马拉巴尔的檀香。从桑帕约按行当和职业列出的个人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人被标为“店主和商会成员”，或者索性标上“买办”。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行当包括在那些被认为附加值较低的业务活动中，比如茶叶厂、烟草和雪茄生产，或者诸如木匠和造船匠之类。(16)
对华人商业资产阶级职业和专业上的多样性某种认识，当它在20世纪初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从下面这份商业组织清单中读出来（由即将离任的米那总督在1919年9月2日提供）。在这份清单上高居榜首的是澳门中华总商会。该机构是1911年作为一个现代保护型组织创立的，澳门商会把五花八门的贸易组织和行会整合在了一起。同样，作为澳门亲华势力的堡垒，它也幸存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另外一些组织包括：华人医院，同善堂互助会，五花八门的商人和大亨，代表各行各业的行会：银行家，店主，丝绸商，金匠，典当商，药剂师，茶叶和糕点商，鸦片商，番摊经营者，废铁经销商，木材商，鞭炮商，酒商，欧式成衣商，烟草商，纸商，果脯商，成衣商，香商，染工行会，猪肉商，面条商，腌鱼商，家具商，盐商，以及海运行会。(17)
谈到这份清单，我们不得不说，传统手艺和行会活动凌驾于那些可以说代表了真正的工业行为的业务活动之上。尽管大多数这样的手艺依然以退化了的形式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已经使得大多数传统手艺在经济中变得无足轻重。
正像在香港一样，或者说就此事而言正如在广州一样，迄今为止，澳门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渔民，船上的苦力，船民，码头苦力，叫卖小贩，人力车夫，以及妓女，等等。他们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挤在内港区的廉租屋里，或者沦为船民，甚或是贫民窟的居民。在官方报告、标准历史和表现官僚阶级生活的水彩画中通常被忽略，正是劳工阶级为各行会提供了人力，正是渔民构成了澳门经济的支柱，正是这些乌合之众或劳苦大众，最容易被中国政治情绪的鼓动所唤起。(18)
尽管在澳门从未出现过广州甚或澳门那样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说澳门没有发展出流氓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它确实发展出了这样一个阶级，尽管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的围绕行会的劳工组织形式，而不是在1920年代的罢工中导致广州和香港陷入停顿的那种工会组织。葡萄牙当局也勤勉不懈地分解澳门劳工团结的形式，特别是随着萨拉查的“新国家”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