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中国的沿海省份都专注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经历的这场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澳门便站在了其古老历史中的一个双重接合点上，作为葡萄牙的一个前哨，它的历史已经走过了450年。这个接合点，一方面涉及到这一地区的政治转型：1999年12月20日，它将从葡萄牙人的政府转变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另一方面涉及到它的经济转型：它将融入到一个大中国区的经济整体当中，与中国的广东省相连，与香港和世界相连。澳门以不到50万的人口（2005年官方估计的人口数是449，198人），享有令人羡慕的人均GDP：2003年达到了19，460美元。然而，这一人口分布从来就不完全是均衡的，这涉及到社会中出现了分离的葡萄牙人、土生葡人（欧亚混血人）和华人。这些社群相对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自古至今都在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居民当中，中国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45%）与澳门出生的人（45%）持平，另外10%的居民则来自其他地方。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95%的澳门居民是中国籍，2%的葡萄牙籍，1%的菲律宾籍。但是，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涌入澳门，2004年达到了2，500万(1)。
顺理成章的是，这样的政治人口统计学格局，对澳门的政治参与和行政管理来说，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这一地区不断改变的人口统计学基础和国籍基础对它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演变将会产生重要的后果一样。本书所要讲述的，正是澳门在整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其政治转型的各个阶段，同样还有它跟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整合。
这座城邦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基督教世界的滩头堡，是西方观念的过滤器，是中国改革家们的避难所，是战时的中立基地，也是中国沿海的文化前卫（这一点更值得讲）。在其历史的这样一个接合点上，它的政治和文化遗产，还有它的政治未来，一切都悬而未决，重要的是，在澳门的倾向性 跟珠江口对面的英属殖民地活跃的政治气氛相比 即便不完全是投降和放弃、至少是尚不明朗的时候，把事实告知公众，让人们去争论。澳门作为赌徒天堂的永久形象并不完全是误解，但与此同时，这座城邦在1970年代初期成为一扇通向中国的大门，这明显改变了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广东地区而言。
1993年，中国颁布了《澳门基本法》，作为1999年以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法。这份文件反映了澳门的葡萄牙文化和遗产的特性，但与此同时，正像《香港基本法》一样，它也产生了关于澳门公民权利和自由等复杂的法律问题。而且，澳门的政治－法律情境跟香港并不类似，在香港，“改革派的”政府正试图加快民主化的步伐，而研究澳门的历史将会让我们看到：葡萄牙殖民地甚至早在英国殖民地建立之前就支持民主制度，这在东亚是绝无仅有的。
时代赋予它作为东西方媒介的关键性历史角色，以及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这是它理应得到的，然而超出了它所应得的是：时代的兴衰变迁，给澳门的历史和建筑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既留在了颓圮的现场，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同样可悲的是，澳门历史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这座城市同样的命运。葡萄牙人1557年在这里定居，使之成为欧洲在东亚的第一座、也是最辉煌的一座（这一点尚可争论）的前哨。书写澳门的历史，比起经历这段历史来，似乎排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当澳门在17世纪初叶为亚洲的平版印刷充当开路先锋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澳门在提供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上，也是领路者。另外，澳门还维持了传教士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最近几十年，这一传统关系到日本、中国和葡萄牙的东方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