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战争: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零年(―选至)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为《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衣阿华州(Iowa)平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这些城市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远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针对夏伊勒20世纪30年代回忆录的出版,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说只是由于‘运气’,他才会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待在欧洲。不过,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有懒惰的记者,也有幸运的记者,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夏伊勒先生对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欧洲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一份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环球新闻服务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这个机构,此时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了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Armageddon,译者注:圣经所载善恶大决战的战场。)的道路前进。”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最后一个月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在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在它们最终成为历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对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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