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工作着重点从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也有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也提什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说不要做经济工作，但建设工作的地位低得不能再低。在“文革”中讲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冲击政治，那是一项重大的“罪行”。经济工作也的确无法进行，有一些经济工作者的积极性有时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击。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讲话，平白无故地制造了“蜗牛事件”。在与美国商人谈判进口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线的过程中，对方出于友好，赠送了我方一件蜗牛造型的工艺美术品。江青认为这是美国有意侮辱我国经济发展迟缓，向对方提出抗议，导致我们进口彩色管生产线的工作推迟了好几年。在教育工作中则把学习成绩特别差、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比，这次会是积极建设的会议，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
我对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积极推进建设的会议这个体会，不只是从与“文革”的对比中形成的。因为会议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会议提出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本身就表明开这个会议是为了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而这一点是会议参加者都同意的，大家都不赞成再长期搞政治运动。开幕时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的三个议题，都是建设方面的或者主要是建设方面的。这也是中央同意这么提出来的，后来虽然突破了这些议题，但是会议还是用了许多时间热心地讨论了，大家也都赞成这样做。这个会有一种其他一切工作要以建设为中心，要求上上下下动脑筋，千方百计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思想。
改革是为了建设，为了取得建设的效益；开放也是为了建设；把“文革”中遗留问题解决好，也是为了建设。在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和李先念都希望有20年的安定团结，也都说了如果这样，我国的建设就可以上去。
应该承认华国锋在这方面的确是很热心的，在同他接触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华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就离开稿子讲了许多有关建设的话。我在前面介绍华国锋那次讲话时提到这一点，也讲了我对他的一些好的看法。在这儿我想再说一下的是，他讲的在“四人帮”粉碎后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竞相和我国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其中日本提出想和我们进行贸易的额度还不小，而且还希望大幅度增加这样的情况，对于我国进行建设是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的。同时从他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改进我国经济工作的管理，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等也很关心。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几次讲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每一块闲置的土地都要种上树，每一块水面都要搞养殖，发展沼气，要提倡种草，强调农村搞多种经营；讲要特别重视专家、培养专家，主张农学院赶快搬回北京，要招更多的大学生，还要办好各种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这次会上大家特别关心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解决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把建设搞好，掌握这个度的问题。
还有一位常委李先念同志，本来一直分工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在中央工作会议每次汇报会上他几乎都要讲建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机关中管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部委也特别关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也是这样，有关建设的发言次数和时间也是很多的，他们积极发言也使会议的建设空气颇为浓厚。
第五节 宽厚团结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当权”者，他们之中有的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有功劳的；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站在了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但是也有些人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在揭露“文革”中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揭露批判。他们之中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不因为这些人职务高就不去揭露和批评，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这一点大家认为不应该含糊，也没有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