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 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1979年开的那一个，在1979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中央工作会议，不是1979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九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1979年开的那个。
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10月14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