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不清楚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果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者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
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党中央重要地位的汪东兴，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汪东兴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立了功。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汪东兴之下还有李鑫和郭玉峰两个小班子，一个管思想政治，一个管组织。像吴德这样的人还在使用，在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实际活动中提出并坚持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人们知道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有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最早的一个是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个版本是由李鑫和他领导的一个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经过汪东兴多次提意见，做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华国锋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