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变化――思想上兴奋
苏峰（以下简称苏）：王老，您好！请您谈一谈1978年您所?-历的一些事情。
王大明（以下简称王）：197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过去也有30年了，我只能从我所在的局部回忆一下1978年中我印象深刻的事情。1978年，我认为它应当是拨乱反正大潮的前夕，是全国拨乱反正的涌动、酝酿阶段。当然这个涌动、酝酿阶段的过程，必然会有思想斗争，这是必然的。应当说，这一年是酝酿的一年，是思考的一年，也是斗争的一年。
1978年，在我的印象中，人们还处于粉碎“四人帮”的兴奋之中。说实话，现在我们看来，1978年是“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斗争的一年，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一年。但是当时的我们并不太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思想上虽有涌动，但是对于上层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也不完全知道，因为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呢。
全面回忆那段时间，人们还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当中。像我们这些人，就特别兴奋，认为我们可以大干四个现代化了，那时候对于华国锋搞的?-济进一步过热，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很兴奋的。
1977年，全国召开工业学大庆的会，我们到大庆去学习了，我带队去的。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没多久，化工局就开始抓生产，很快就出现了高潮，北京的媒体就报道了化工局的生产热潮，听说还得到了华国锋的批示和赞扬。这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总算可以干现代化了，“四人帮”那时候是不让干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
四个现代化是我们这批干部的一个情结，再加上1975年小平同志大抓整顿的时候，把这个情结又大大地调动了起来，可惜小平同志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提出要搞十个大庆，四川发现了大型天然气，要把这个天然气引到上海、北京来，我们非常兴奋，大干现代化的热情再次高涨，我们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学习大庆，干现代化干出个样子来。这是我们当时思想上的一个大背景。
苏：当时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王：1978年的物质生活没有大的改善，老百姓物质生活的困难都还基本没有解决，但是并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觉得我们马上要干现代化了，这个困难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已?-从灾难中走出来了。我印象中，1978年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化不太大，但文化生活变化非常大，这个我等一会再讲。较之于“文革”期间，1978年变化最大的是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生活、思想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很大。物质生活基本还是老样子，但人们并没有觉得苦。我印象中没有人提这个，人们似乎觉得这个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一切都因为我们要大干四个现代化。
苏：大干四个现代化的热情给化工局带来了什么变化？
王：围绕大干四个现代化、怎么干四个现代化，北京市化工局已?-有小小的改革要求了。譬如说，反对平均主义。譬如说，工厂里面要不要搞奖金？要不要搞计件？怎么样发挥人们的积极性？怎么样使生产秩序更好？这些问题，与“文革”期间搞平均主义，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东西，不要生产秩序，把生产秩序叫管卡压，都是很不一样的。
在实际生产中，我们已?-有改革的要求了。我认为当时下面一些干部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也是有改革要求的。我当时就是积极主张搞奖金，能搞计件的就搞计件。我认为大锅饭、平均主义是不行的，工人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呀。当时化工局下属的厂子众多，一个大橡胶公司下边就有很多厂子，医药公司下面也有很多厂子，还有化工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有机化工厂、化工实验厂，还有出煤气的焦化厂。厂子众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是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那时候一些更大的、更高一级的改革斗争，我们有一些思想涌动。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围绕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影响生产发展的一些“左”的东西要打破、要清除。在这个方面，已?-开始有不同意见，有思想斗争了，而且还见诸行动了。我记得这一年有一次我去工会作报告，我胆子比较大，说：“我觉得可以搞奖金，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就大笑，有的就鼓起掌来。因为这之前，哪有人敢提搞奖金？这是物质刺激！所以，像这些东西，说明我们思想上已?-有所酝酿了。那时候，我们这批抓实际生产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搞奖金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真理。不打破平均主义，生产没法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