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贯彻不力”的北京市
苏峰（以下简称苏）：从社科院调您来北京市是胡耀邦跟您说的？
刘导生（以下简称刘）：时间是1978年12月。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没过多久我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北京市。因为这里差一个宣传部长，耀邦同志找我谈，他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能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北京市贯彻不力，也可能是没贯彻，或顶着不贯彻。那时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当时他的困难在于他的上面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是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两个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转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文章出来后一度受到打压，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
?-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到了1978年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全国都开始在批判“两个凡是”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批判“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华国锋的调子和邓小平不一样，中央有两个声音了。可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是华国锋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听华国锋的，我想这就是林乎加的为难之处了。[1]
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
苏：当时北京市的情况怎么样？
刘：我到北京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设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级机关。
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态度，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强留，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也走了，可能是调去中央什么单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苏：来自上面？
刘：其实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
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向市委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的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此，他也不同意我召集这次座谈会。
当时我感到无法理解：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现在想来，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正是由于他的“两个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动，这可能也是他顾虑的?-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