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1)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贯彻不力”的北京市

苏峰(以下简称苏):从社科院调您来北京市是胡耀邦跟您说的?

刘导生(以下简称刘):时间是1978年12月。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没过多久我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北京市。因为这里差一个宣传部长,耀邦同志找我谈,他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能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北京市贯彻不力,也可能是没贯彻,或顶着不贯彻。那时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当时他的困难在于他的上面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是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两个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转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文章出来后一度受到打压,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

?-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到了1978年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全国都开始在批判“两个凡是”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批判“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华国锋的调子和邓小平不一样,中央有两个声音了。可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是华国锋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听华国锋的,我想这就是林乎加的为难之处了。[1]

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

苏:当时北京市的情况怎么样?

刘:我到北京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设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级机关。

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态度,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强留,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也走了,可能是调去中央什么单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苏:来自上面?

刘:其实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

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向市委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的宣传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此,他也不同意我召集这次座谈会。

当时我感到无法理解: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现在想来,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正是由于他的“两个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动,这可能也是他顾虑的?-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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