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不知不觉中悄然而逝的这几年，萧乾真正经验到“服水土”的过程和身份感。
他由香港回来遇到的头一个课题就是“改造”。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所作的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改造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包括萧乾在内的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以浪子回头的急切心情，力图尽早尽快并且彻头彻尾地补上革命这一课。搞文艺的，热切地捧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喝过延河水的老同志打听1942年整风的盛况；大学里的一些教授，三文不值两文钱地卖掉自己珍藏多年的英法文书籍，突击学起俄文，一个月后，个别的居然就着手翻起苏联作品来了。萧乾虽是以前搞文艺，但现在却是不曾归队，所以于文艺还有些隔了一层。他当然仍有不少英文书，但没有去卖它，也不曾赶时髦学俄文。他是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解放了的新生活，毕竟使归来的萧乾非常振奋，而且，思想改造的偌大课题，也已化为切实的具体行动。
在他那里，选择的意识如今已经演变为自觉的思想改造。或许是本来他就认为过去是躲在狭窄的圈子里，离人民相当远的缘故，他改造自己的意识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要求相契合，因而思想改造颇为积极。当时流行的观点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一般都存在弱点和缺点，所以需要改造，尤其是在过去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群众，都整年受着统治阶级的剥削，最低水准的生活已感难于维持，当然谈不上入学读书，因而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出身大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这样的成分便使得知识分子一般都带有软弱性的特点，并且往往有轻视体力劳动、个人主义等毛病。当时的领导层与文化界呼吁人们：“积极参加思想领域内的解放战争。”
另一场解放战争!现在的人听起来不免要感到触目惊心、难以置信，但在当年的萧乾看来，也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只要有党的宽容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什么事情不能办到?于是匆匆忙忙，他于1950年1月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写于1949年年底的文字，题为《试论买办文化》，对中国的买办的命运作分析和梳理，同时也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初步的清理和批判。这篇文章，不久就作为知识界“具有典型价值的思想总结”，收入有裴文中、吴晗、冯友兰、费孝通、叶浅予、罗常培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反省”与“自我批判”的文章在内的《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一书，于同年4月出版。
萧乾在文章中，从三个方面对所谓的“买办文化”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
首先，文章批判了崇洋媚外的心态。他检讨说：“我自己反省是曾推销过与中国人民需要风马牛不相及的洋货，而且确曾嚷过：‘大英造的’。”还说，当推销人喊卖“大英”“大美”时，他心情上不但蔑视着本国，同时也蔑视着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