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远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与此有关。另外一个是充满人生的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他的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说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他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我结识萧乾，是在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导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萧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人的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多年以后，萧乾先生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乾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晗。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的日子里，随我们去看过他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３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最近，翻看文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 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３年12月，忽然接连收到萧乾给我的两封信。信的意思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不知我们腾得出手来否。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我们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 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厢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干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里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