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中，任何战役行动计划，每当定夺还未打印成文字之前，就被统帅部中某人出卖给了敌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都没能堵住这个漏洞。”〔匈〕拉多·山多尔：《多拉报告》，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两名法国记者声称：“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莫斯科要获得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至多10个小时就够了，有一次甚至只有6个小时。”〔匈〕拉多?山多尔：《多拉报告》，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情报史学家金姆奇说：“拉多发往莫斯科的情报和通过卢塞恩的维金线要搞的情报一样，主要内容之一是德军的调动情况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有时红军能够比具体执行这些决定的德军司令官了解得还要早。”〔匈〕拉多?山多尔：《多拉报告》，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红色乐队”是格鲁乌在战前布建的又一重要谍报组织，其负责人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红色乐队”的情报来源很多，有的甚至渗透到第三帝国的核心，如柏林组的哈罗?舒尔茨?波伊森是德国贵族的后裔，夫人是奥伦堡郡王的孙女，同空军部长戈林很熟，在航空部占有很关键的职位，能够接触到德国的最高机密。在德苏战争爆发前，“红色乐队”报告了德军的战斗序列和“巴巴罗萨”行动的准确日期。在战争爆发后一年时间里，“红色乐队”向总部提供了近1500份文件，涉及德国的经济实力、原料供应、军工生产、新式武器、作战计划。在希特勒部署进攻莫斯科的“台风”战役时，柏林组的一名成员就是会议的速记员，他记录了希特勒和众多高级将领的发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每个重大战役打响之前，苏联的谍报人员都为统帅部提供了第一手的情报资料，从而为统帅部的战争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情报基础。
三、针对盟国的谍报行动
除了开展对德谍报工作外，苏联谍报机构还对英国、美国等盟国从事了大量的谍报活动，主要是获取盟国的政治情报，掌握盟国对德和对苏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出于反法西斯共同利益的需要，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结成了同盟。但这个同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美国和英国的反共分子希望看到苏联和德国在战争中互相削弱，两败俱伤。时任美国参议员的哈里·杜鲁门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应当援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王绳组主编：《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0页。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我希望看到德国葬身于坟墓之中，并希望看到苏联躺在手术台上。”王绳组主编：《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页。因此，盟国之间一直互相提防，防止对方突然与德国媾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愈益强烈。1945年春，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伯尔尼情报站站长艾伦?杜勒斯竟然与党卫军上将沃尔夫展开停战谈判，策划德国在西线全线停战。然而，这种接触从一开始就没有能躲开神通广大的苏联特工。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对苏情报处处长的菲尔比和在英国驻美大使馆任职的唐纳德?麦克莱恩都获得了美德秘密接触的情报，并把这个情报提供给苏联。这使得三大盟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外交纠纷，其严重程度差一点在东西方之间引起一场冷战。由于了解了美德秘密接触的全部底牌，苏联在这场外交斗争中就显得理直气壮。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最终美国同意在签订停战协定时邀请苏联代表参加，从而避免了英、美与德国的单独媾和。此外，在战争期间，唐纳德?麦克莱恩还向苏联谍报机构提供了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的来往信件，使苏联摸清了英美的意图，使苏联在历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上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搜集盟国的政治情报外，苏联谍报机构还致力于获取技术情报，主要是核技术，以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