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将境外支部作为苏联对外情报工作的工具，是共产国际20年代的典型工作方式。〔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如佐尔格最早被共产国际招募，然后才转入总参四局。后来，总参四局越来越多地将共产国际作为保护伞，一旦驻外特工出事，它就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身上，从而使苏联摆脱尴尬的局面。张晓宏、许文龙：《红色国际特工》，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由国际联络局统一进行，该机构大致与契卡国外处同时成立，设联络、拨款、文献和密码等处室，拥有完整的编制，包括合法和秘密的工作人员、信使、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假护照和假文件制作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在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秘密联络，包括传递情报、文件、指示和资金，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调派职员，等等。国际联络局吸收了许多外国共产党人及同情者，这些人不愿同苏联谍报机构打交道，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吁请作出反应。张晓宏、许文龙：《红色国际特工》，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苏联许多杰出情报员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机构里开始自己的情报活动，尔后再转到总参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的。
共产国际国外情报站的数量不亚于总参情报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但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的活动是独立的。1921年8月8日《共产国际国外部门、情报部代表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条例》规定，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能同时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的全权代表，反之亦然。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只能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要求各国共产党提供帮助，共产国际代表有义务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总参情报部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四、战争前夜的谍报侦察
情报机构是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哨兵，驻外谍报人员则是谍报机构派驻国外的耳目，他们直接担负搜集驻在国战略动向的重任。查明战争威胁，向最高统帅部报告敌方的战略动向，是驻外谍报人员的使命。
苏联谍报机构始终把查明战争威胁放在第一位。1920年2月27日苏波战争前夕，契卡特别处副处长维?鲁?缅仁斯基明确指出：“派反间谍人员到国外，责成他们查明波兰向我后方派遣间谍的所有渠道；越过战线的、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接受向敌人侦察机关渗透的任务。”〔苏〕奥列格?察列夫：《克格勃特工在英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契卡国外处处长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塞尔制定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驻外机构条例》明确规定，国外处的谍报人员在国外进行的一切侦察活动的目的是“查明在每一个国家境内从事反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活动的各反革命小组的情况，详细侦察所有敌对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组织”〔苏〕奥列格?察列夫：《克格勃特工在英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内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环境又渐趋缓和，但情报机构依然把获取战争威胁方面的情报放在重要位置。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兴起，世界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法西斯国家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上台，苏联成为它们扩张军备的借口。而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它们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软弱无力，对苏联却保持着高度戒备。苏联的国际环境又渐趋恶化。苏联谍报机构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适时调整了谍报工作的重点。1932年下半年，正在上海活动的格鲁乌特工理查德?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格鲁乌负责人别尔津亲自找他谈话。谈话中，别尔津特别征询了佐尔格对希特勒上台执政的看法。佐尔格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