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费甚巨是确凿无疑的，而且要由几代人来背负。这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教训。那场战事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没有地面战斗，但却投入了694 550人的兵力；阵亡147名美国军人，467人因战负伤。［4］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军事行动费用多由盟国买单（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如果我们就此止步的话，海湾战争看上去就几乎是免费的。［5］但这种计算忽略了大量退役军人因战所致的伤残抚恤；现在，即使战事结束16年之后，美国政府每年还得向20多万名退伍军人支付超过43亿美元的补助、养老和抚恤金。［6］仅海湾战争伤残抚恤，我们就已经花掉了5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退役军人现行的医疗费用、在科威特的驻军费用、对“海湾战争综合征”的医疗调研费用［7］。但与更为广泛的经济影响后果相比，这种计算不过是蜻蜓点水而已。例如，10万多名军人患上了与化学物质相关的“海湾战争综合征”，其中有4万多人长期致残，而这些人的收入损失就没有虑及。［8］
要得到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我们的眼睛就不能只盯着政府的预算与账目，因为政府的预算糟糕透顶，账目漏洞百出。这种说法显得有些怪异，但发动战争毕竟是一笔“大生意”。对现代企业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财务系统提供及时而准确的数据，那么，想做大生意恐怕连门儿都没有；而政府的财务账目纯粹是冒牌货，要是换成上市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肯定认为它涉嫌欺诈。
私人部门账目不清会?导投资者，而政府的账目不清则会误导普通民众，会酿成资源配置的重大失误。第278团级作战队（驻守在科威特的田纳西国民警卫队作战单位）的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问过一个很有名的问题：“我们这些当兵的为什么要在当地的垃圾堆里挖寻废铁和用过的防弹玻璃来给军车加装甲？” 拉姆斯菲尔德答称：“你只能以你现有的部队，而不是你将来可能有的部队投入战争”［9］。2003年3月，“现有部队”的装备极度匮乏，如缺少防弹衣，重型战车也不足，而这些都是从事此类战争必不可少的装备；另一方，潜艇过剩，原旨在对抗冷战期敌人的重型装备也有冗余。恰在此时，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确保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机构）也恳求我们再给他们6个月的时间完成检查。然而，我们却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恳求置之脑后，急不可耐地入侵伊拉克，将甚至连防弹衣都来不及穿的青年男女士兵就派到了战场。政府的账目表明：开战伊始，我们所支甚少；可现在，我们要为在那个时期因此受伤的士兵们支付长期的医疗护理费用。［10］
5年后，美国陷入了一场如何撤离战争的全国大讨论。没有人公开支持长期侵占的观点。问题不在于撤不撤，而在于?时撤。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称的跨期决策问题，也是现代决策理论建树颇多的一个领域。布什总统并没有理会我们早期的战争费用分析，并声称，军事决策不能由那些戴着美钞眼罩（green eyeshades）的财务人员们来决定。可要对现实世界做出明智的选择就必须将成本作为一项重要因素来考虑。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要考虑已经花掉了多少钱，迄今为止承诺了多少，还要考虑余下多少钱可资未来利用。决策信息总是不完备的，但现代经济学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现有的信息，并预先做出较好的决断。
不论发动这场战争是对还是错，也不论这场战争组织得是好还是坏，但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而战的军人们提供充裕的医疗补助和伤残抚恤，多数美国人以道义为怀，对此都不会有异议。承担这种道义的费用极其昂贵，政府必须拨付足够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政府未能就安置归国军人及众多负伤人员做好充分的准备。军人住院经费不足，很多城市缺医少药；伤残申请过程曲折而漫长。好多申请还处理不当，军人们被迫上诉，开始了他们归国后的另一场战争；不过，战争的对象却是国内的官僚机构。2005年，战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可退役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制定退役军人医疗费用预算时，却仍坚持以战前的预测为参照。到了2006年，伊拉克的局势越发动荡，可退役军人事务部的预算安排仍参照2003年以来的数据。这当然会捉襟见肘，也迫使国会拨付30亿美元应急资金以维持近两年的项目运作。［11］2007年伤兵归国达到了高潮，总统不得不另外申请数十亿美元的追加应急费用供军队和军人医院来安置这些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