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斯坦哈特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品质的话，那就是胆量。鉴于 20世纪 60年代对于年轻的自信，起初他们的赌注都是直接基于对智商的信心：他们三个都曾在沃顿商学院学习；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非常聪明；每个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理清公司报表里的脚注，并看清那些隐瞒财务信息的公司。不过很快这种稳妥的方式开始偶尔出现失误。 1970年，斯坦哈特将并未受过很多正规教育而自学成才的、极具数学天赋的弗兰克 ·席鲁夫（ Frank Cilluffo，小名托尼）招入公司。
席鲁夫来自离华尔街不远的地方。他在布鲁克林长大，没拿到学位就从城市大学（ City College）退学，年轻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一种预测赛马结果的数学体系。他发现了阿瑟 -里普公司（ Arthur Lipper）——那是一家以服务于臭名昭著的骗子伯尼 ·科恩费尔德（ Bernie Cornfeld）而闻名的经纪公司；他也努力学习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 Kondratiev wave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表现为长周期性，在科技创新和投资充足的时期经济上升，在新投资枯竭而旧投资遭到损失的时期经济下降。这个理论的俄籍创建者尼古拉 ·康德拉季耶夫（ Nikolai Kondratiev）1920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危机状态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njuncture），他确认了 1789—1814年、 1849—1873年和 1896—1920年三个经济上升时期，席鲁夫确信这种 24年的上升期将重新上演，这就意味着经济将在 1973年——也就是战后牛市开始 24年后反转。关于创新的周期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如此精确地重复的原因并不十分明了，而康德拉季耶夫的危机理论主要也是基于假设。不过席鲁夫并没有被吓倒：主流越是嗤之以鼻的东西，他就越喜欢。这点很合斯坦哈特的胃口——这个老板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而且不关心他们的观点从哪里来。
斯坦哈特将席鲁夫招入公司，和他一起在交易室工作，他们坐在满是残羹冷炙的房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席鲁夫算出他需要 8分 13秒抽完一支登喜路香烟，一天可以抽 4包；斯坦哈特抽的是比较温和一些的品牌，不过市场不好的时候他一次抽两支。他们都精神高度紧张地研究交易，不过这种紧张使斯坦哈特的脾气像火山一样爆发，而在席鲁夫身上却表现为迷信的饮食习惯。在公司赚钱的时候，他每天都点一样的午餐，市场变化的时候他就换午餐。他会连续两年点两个涂满果酱的英式松饼，然后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吃奶油奶酪和橄榄三明治。同时他会喝掉大量的咖啡，并谨遵康德拉季耶夫的教诲，毫不犹豫地宣称某只现价 80美元的股票明年夏天会跌到 10美元。但不是所有的同事都能理解。
“他不是太聪明就是疯了，”其中一人回忆说，“你不可能一天抽完 4包登喜路、喝掉 8杯咖啡而不在凌晨 3点醒来，并觉得头昏眼花。”但斯坦哈特对席鲁夫有信心。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托尼“确实与上帝有直接的联系方式（如果真有上帝的话）”。
不管是因为幸运还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康德拉季耶夫对 1973年市场下挫的预测惊人地准确。那年开始的熊市宣告了战后经济秩序的瓦解，直到 1980年之前的几年中，市场一直萎靡不振，经济为一种危险的新环境下的新术语——滞胀所困扰，持股的人数在那几年实际下降了 700万。 1979年夏天，《商业周刊》的封面写着“股票的死亡”。但在这种艰难时刻，斯坦哈特的逆向操作得到了回报，在 1973—1974年的熊市通过做空，收益率分别达到了 12%和 28%，在 1975年强劲的市场中，公司扣除费用后收益率达到 54%，接下来的 3年，回报仍然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