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爆发经济危机，其直接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行使干预市场经济的职能，没有有效地控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从而导致了以生产相对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工人运动。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工人为机器所排挤而失业，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国内市场不断遭到破坏；另一方面，资本家加剧了相互间的竞争，加强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张，于是出现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社会危机，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建立新型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活动表明，社会主义国家选择计划经济，有人也称之为指令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它的确消灭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消灭了生产相对过剩产生的相对贫困，但又产生了普遍贫困的危机。在中国，1949年～1978年整整30年的时间内，人们不仅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应该显示的丰富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生活，相反，“吃饱肚子”却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现象。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明显感到，完全排斥市场是一条死路，开始相继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不愿意接受市场一统天下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引发的经济危机，把许多工人推向失业的泥潭，把国家经济推向衰败的深渊，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推向一触即发的边缘。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加压，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考虑工人阶级的状况和要求，不得不考虑马克思关于失业保险、福利制度、最长工作时间以及最低工资限额等主张，不得不考虑改变以往社会化大生产中存在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实行部分领域或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或宏观调控。如何有效地调控经济危机，开始成为众多政治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这当然包括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
众所周知，是凯恩斯把宏观经济政策纳入了科学轨道，因为他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把宏观经济政策建立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之上。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时，系统地分析了失业增加和经济下降的原因，投资与消费的决定机制，中央银行货币和利率的管理，为什么一些国家经济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等问题，从而指出了政府在稳定经济周期方面的重要作用，导致美国国会正式宣布联邦政府担负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明确了政府在促进增产、就业和维持价格稳定方面的作用。这正如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就业法》所强调的：“国会在此申明，联邦政府持续的政策和责任，是使用与其和义务相一致的一切可行的方法……来实现就业、生产和购买力的最大化。”当前，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控制经济周期而采用的许多工具，以及现存的协调贸易失衡的国际机制，主要源自凯恩斯的研究成果。
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三位巨匠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但他们对于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职能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总是依照利已主义行事的，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因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完美融合，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控制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剥削，资本家将会出钱买通政府官员，因此政治家将不会施行任何可能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与社会保障政策，如失业保险、福利制度等，也不会施行政策以降低失业率，承认劳动的合法性，或帮助工会赢得谈判权，因此，他把好的政策寄望于另外一种政府：资本主义的替代者——社会主义。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足之处，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合理的政府政策，并开出了一个全面医治资本主义疾病的药方。简言之，亚当·斯密主张政府支持市场，马克思主张政府规划市场，凯恩斯主张政府制衡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