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亚当·斯密在对重商主义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简单地把金银货币视为财富的看法有合理成分，但不够全面，因此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有的国家虽然拥有更多的金银，但金银不是导致这些国家富裕的根本原因，如欧洲；另外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金银，但并不富裕，如墨西哥、秘鲁等国；还有一些国家，他们虽然缺少金银，但并不贫穷，如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这样便自然推导出第二个结论，即增加金银货币并不是国家致富的根本，因此，限制货币输出或者试图通过管制保持贸易顺差，既不可取，也不能达到目的。相反，由于自由贸易有利于实现国际分工，发挥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可以有效地扩大市场，促进技术和产品交流，因此是值得多数国家认真考虑的致富之路。那么，能否据此认为，进行自由贸易就是国家致富的根本呢？亚当·斯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尽管自由贸易是国家致富的重要方面，但国家致富却远远不能仅仅依靠对外贸易。
既然金银不能完全代表国民财富，自由贸易也不是国家致富的根本手段，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国民财富？如何实现国家的富裕呢？
在亚当·斯密看来，决定国民财富多寡的因素，并不是重商主义者所认为的金银货币，而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有用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劳动手段，包括劳动的熟练程度、技术含量以及判断能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者与不从事有用劳动者之间的比例。也就是说，不论一个国家土壤、气候和面积等情况如何不同，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这两个方面。［10］那么，这两个方面对于国民财富的决定作用是不是同等重要呢？他对此解释道，国家财富的多寡，首先取决于第一种情况，就是国民整体劳动力素质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11］不过就第二种情况而言，也就是说在国民整体劳动力素质和生产工具给定的情况下，”一国国民每年供给状况的好坏，总必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12］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在亚当·斯密的心目中，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有用劳动者的数量就成为财富多寡的决定因素，因为国民财富主要是由这一部分人创造出来的。那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从事有用劳动者的数量呢？亚当·斯密给予了明确回答：“有用的生产性劳动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13］看来，资本投入的大小和方向，基本上决定着劳动力的分布，从而决定了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亚当·斯密看来，不仅存在着主要的方向，而且存在着明显的顺序。这几个方向是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其顺序是：先农业再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存在着这样的先后顺序呢？这在亚当·斯密看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不管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一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14］
据此，亚当·斯密对于如何进行投资以增加国民财富提出了如下建议：“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15］
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投资顺序呢？190年以后，也就是在1966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客观数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位研究经济增长的著名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时发现，自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农业单位投入的产出有明显提高，但低于工业；农业及有关产业部门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公共事业所占比重上升。从19世纪第二个1/4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间的人力、货物及资金流动加剧，对外贸易急剧增加。［16］根据投资的趋利特性，工业的投入产出高于农业的投入产出，从而农业产业在经济总量中份额下降而制造业比重上升，意味着工业投入高于农业，这与亚当·斯密的论断恰好相反。同一时期国际贸易大幅上升，逐渐成为国家财富生产的重要支柱，也证明了亚当·斯密关于最后才能投资于国外贸易的预言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