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面对有限的可以支配的财政来源，罗伯茨决定寻找一名合作伙伴，这名合作伙伴应该不仅能以低成本生产家用录像机还愿意出必要的资金来建立一个制造企业。我明确推荐了两家公司，马格纳沃克斯公司（Magnavox ）和摩托罗拉公司，它们都对此抱有浓厚兴趣。这两家公司都位于安佩克斯设备厂附近，都是美国本土的公司，这不仅会简化彼此间的沟通程序，还能够推动双方适度开展工程和制造之间的合作。这样的一家合资公司，它在显示器技术和消费产品方面即将拥有的技术专长恰恰是安佩克斯公司所缺少的。如同我在为Instavideo 所做的产品推广计划中陈述的一样，我深信，录像机、照相机和相关的显示器，最终会集成到一个单一的产品中（今天的便携式摄像机）。摩托罗拉公司和马格纳沃克斯公司都拥有制造便携式摄像机所必需的技术水平，两家公司都了解消费市场。两家中任何一家都会是安佩克斯公司不可多得的伙伴。然而，罗伯茨草率地驳回了我的建议，只是简单地说道：“在美国本土，我们不需要另一个竞争者。”他深信日本公司比美国的公司在提供资金上要更慷慨，但他从未料到连日本都会对为安佩克斯公司乃至美国的技术支配地位构成重大威胁，更不用说整个亚洲了。
此时，安佩克斯公司和东芝公司有一家合资公司。东芝是日本最大的几家公司之一，得到安佩克斯的许可，已经准备为闭路电视市场生产盘式录像机。所以罗伯茨决定与东芝合作，于是1970 年5 月他和我一道去了日本。他把我介绍给了东芝董事会主席土光敏夫（Toshio Doko），我留在那里，着手组建一家生产盒式磁带录像机的合资公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土光敏夫于1974 年当选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 ；简称经团联）的主席，该组织是国际贸易和投资部在私营部门的翻版，因此对日本的商业战略和产业政策很有影响力。土光敏夫本人也因此不仅能够分析出这笔交易对东芝公司的重要性，也能够看出安佩克斯的技术对日本整个工业基础的重要意义。
经过几周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一致，东芝公司将在合资制造设备厂生产Instavideo ，工厂由东芝管理，并获得了该产品在日本的销售权。安佩克斯公司则可以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销售该产品。以前，安佩克斯公司从未制造出像Instavideo 这样的产品，然而该合资公司却规定安佩克斯不仅要提供东芝公司制造所需的必要技术细节，还要负责解决可能会影响到录像机性能的任何工程问题。作为该合资公司的一部分，安佩克斯公司把它拥有的Instavideo 的相关技术每一项资料都转让给了东芝公司。
然而，安佩克斯对于设计这款供批量生产的产品所必备的工程要求却一无所知。精密磁带驱动器是生产盒式磁带录像机必不可少的设备，而生产精密磁带驱动器则需要技术和资本的投入；东芝和日本其他公司凭借生产音频录制驱动器的多年经验，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安佩克斯公司既没有必要的技术水平，也没有必要的资源，能够用以资助建立那样的技术基础在研发方面所必需的大笔投资。正如后来的情况一样，罗伯茨已经决定得由安佩克斯以外的其他某个公司来承担研发投资，而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东芝就适合他那个计划。
谈判结束的那一刻，我接到罗伯茨的指示，让我到公司位于红杉市的总部见他。当我到达了那里，他的意思很明确，但却令人困惑。他想立即宣布我的部门在大概12 个月内将一家重要的设备制造厂从芝加哥搬到一家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 ）正在建设中的联合工厂。我提议这个通知下达得太早，正当我们在日本承担重担之时，它会令芝加哥的雇员对当地工厂的稳定性产生恐慌，且不说我本来就要整顿这个问题丛生的部门。那时，员工对搬迁的忧虑会阻碍手头工作的进展，使Instavideo 的推出陷入困境。他的解释简单，决定不容更改：来年，安佩克斯公司也许会面临财务和竞争的双重困难，因此，把这笔搬迁的费用记到当年的账上，当经营状况还看似良好的时候保留一笔资金是明智的。当他问到我这次搬迁的大致费用时，我给出了仅两百多万美元的数字；然而这笔钱在公司1970 年的年度报告中的记载却是接近500 万美元。我还以为他们只是谨慎行事而已，但是我错了。原来，这笔预留的资金从来就没有被用来支付搬迁的费用，而是被用来抵消公司其他部门当年过剩的库存带来的损失，以便改善那一年度公司的盈利状况。
罗伯茨和我一同回到了芝加哥，我们向那里的数百名员工公布了搬迁计划。我本来希望那些员工会因为能在与东芝公司合资成立的新公司中工作而备受鼓舞，士气大振，然而他们却被告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失去工作。这是我所接手的所有任务中最棘手的一个。并且，这个通知酝酿出了我一直未能解决的员工士气问题。那些员工知道，安佩克斯的核心管理层并不在乎Instavideo 成功与否。
正当我们开始着手整顿该部门的问题时，一个有趣的情形发生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芝加哥正在为闭路电视用户，如学校和培训机构所制造的录像机，如果经过适当设计，其所输出的图像质量像能够和广播视频质量媲美。然而，他们的售价只相当于安佩克斯广播视频录像机的十分之一。公司高级管理层警告我说，千万不要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否则它会破坏现有的价格更昂贵、利润更高的广播系列产品市场。那时，一家名为国际视频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Video Corporation ）的美国竞争者开始生产一种产品，同我的部门制造的高端闭路录像机类似。（奇怪的是，该公司的录像机将由美国贝尔浩公司经销。）国际视频有限公司在广告中宣称，他们的产品拥有广播级的品质，这使我的部门处于困境。我被告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产品比国际视频有限公司的产品性能优越，根据我们更高的标准，他们的产品并不具有广播级的品质。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策略在安佩克斯与国际视频有限公司的竞争起到了作用，因为后者的市场份额相对有限，但是这不代表可能发生的一切。我们都知道，如果管理层愿意在设计和生产上投入适当的努力，最终我们低成本的闭路录像机便可能取代我们更大规格的利润更高的广播系列产品。但是，他们并不想将一种更简易、小巧、轻便、低廉的产品推向他们已经做得很成熟的市场。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将需要对新技术注入大笔投资，而这种新技术只会吞噬掉我们现有的销售份额。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策略，再加上我们彻底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使安佩克斯公司和美国最终丧失了在广播视频录制方面的地位。
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音频录制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主要唱片公司从乙烯基唱片转向预先录制的磁带，这种转变给安佩克斯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它凭借其录制技术为唱片公司提供复制服务。这种服务给安佩克斯带来惊人的利润，为它注入了其急需的现金，暂时掩盖了公司的众多过错。对磁带复制业务的这种瞬间大量需求，源自比尔? 利尔（Bill Lear ）所设计的八道循环回路匣，它能装在汽车上。这个概念很快就被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所采纳。日本人通过生产磁带驱动器来利用这一新兴市场。尽管安佩克斯公司理应是满足唱片公司将唱片转成磁带的紧急需求的首选公司，但是唱片公司不久就会意识到他们能够买来安佩克斯公司的设备，自己进行磁带复制。
安佩克斯公司意识到发生的事情后，采取了几种手段来应对这个问题。手段之一就是成立了它自己的音乐公司，这样它就能够拥有唱片的内容而发行自己的产品。安佩克斯公司创建了一家命运多桀的音乐公司，滋生出一批长发披肩、身着奇装异服在公司总部进进出出的怪人。尽管他们完全适合底特律或好莱坞，但在70 年代初一个电子工程师的眼里，他们似乎不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就是在打发时间，一直等到宇宙飞船下来接他们。安佩克斯公司甚至一度还赞助了百老汇的一部名为Purlie 的音乐剧，希望音乐会成为他们成功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管理团队的几名成员错过了Instavideo 的媒体发布会就是因为他们正坐在百老汇的一家剧院里欣赏Purlie 。
安佩克斯的月刊Readout 用了头4 个版面来宣传Purlie 轰动一时的盛况，接下来的4 个版面报道音乐录制，在该期的最后两版用来报道Instavideo 。（这和外界媒体对安佩克斯的报道很不相称，53% 报道它的Instavideo，22% 报道磁带盗版，17% 报道计算机业务，还有7% 报道其他主题。）
百老汇演出的开幕令人兴奋不已，相关磁带的复制业务目前也相当赚钱。为了维持来自磁带复制业务的这股现金流，安佩克斯公司做出了极其冒险的举动，同各大唱片公司签订合同，保证他们能在得到高额的最低版税的同时，换来安佩克斯公司对唱片独家复制的权利。这对一家试图从它一无所知的业务中发横财的公司来说，是个很大的赌注。
1970 年9 月的一个下午，当我们在美洲酒店发布Instavideo 时，上述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已经潜伏在我们胜利的喜悦之中了。该产品发布会营造出了一种爆炸式增长的潜在氛围，所以我应邀在那一财政年度结束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做同样的演讲。在投资者的心目中，安佩克斯公司的未来无可限量。但是，在公司内部，我们都知道运气也许不在我们这一边。我对这次发布会的巨大成功感到兴奋不已，然而当我注视着台下满怀敬畏的观众时，我感到自己好像正站在一艘马上就要下沉的巨轮的甲板上，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声誉都将和它一道沉入海底。
